吴浩召集会议，展渊、季先等皆以为无可疑，时青本就不是金国的忠臣孝子，完颜文通的全军覆没、尤其是冰面上的惨象，击溃了泗州城的心理防线，投降，是个合理的选择。

时青本人亲自过河请降，也算很有诚意的表示了。

于是，吴浩接见时青，温言抚慰；时青则大礼参拜，并请朝廷大军尽快入驻泗州。

“启禀统制，”时青说道，“泗州乃金国淮黄一线重镇，泗州一失，淮黄动摇，南京不安！因此，彼人绝不会轻弃，属下以为，过不多久，彼人便会起大军来夺，俺们要早做准备！”

泗州位于金国南京路之东南角，据定泗州，向北、东北，可进取山东；向西北，可威胁金国目下的首都南京（汴梁），时青这番见解，算是颇有见识了。

此人的形貌，清癯修长，听谈吐，也似乎读过两年书，倒不大像个“做贼”的？

只不过，汴梁于宋为“东京”，宋人语境，绝不会称汴梁为“南京”，但时青新降，一时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亦无足为怪。

于是一面准备过河（欸，话说，盱眙这块地儿，俺还没坐热乎呢），一面飞书朝廷，报告“盱泗大捷”。

捷报中，吴浩并未铺张武功，反倒强调，我本有和平相处之诚意——我还主动给完颜文通写了信呢，然彼人狼子野心，处心积虑，犯我境土，我不能不奋起反击，一举歼之，形格势禁，泗州的残敌不能不请降，我亦不能寒故民之心，不能不过河，“复百年之故土”。

一切都是“不能不”。

“复百年之故土”，本应是南宋的政治正确，但自赵构、秦桧以来，南宋政权内部，“和平”力量一直异常强大，凡北伐，必有大有力者在后头大力掣肘，韩侂胄同理学一派斗的你死我活，韩侂胄主张北伐，理学一派便反对北伐；史弥远以倒韩、和议起家，对理学虚与委蛇，自然也不是对金的强硬派，因此，吴浩在羽翼丰满之前，不想被人抓一个“擅开边衅”的口实。

但他似乎多虑了。

朝野上下，对“盱泗大捷”，皆十分兴奋，有上贺表的，有建议如何进一步规划的，颇为热闹。

诏书颁下，以吴浩为神武军副都统制，知盱眙、权知泗州。

兴奋归兴奋，热闹归热闹，对吴浩的新任命，朝野上下，却是一片哗然。

“副都统制”很正常，哪怕给个“都统制”，也还是只管神武一军，没有啥实质性的区别；但是，“知盱眙”？就算不考虑级别、资历，以武将知军州，这是什么规矩？本朝祖制，以文制武，这样做，把文臣往哪里搁？

往哪里搁？史丞相两手一摊：往盱眙搁呀！问题是，搁不进去呀！之前，一连找了三位，没一位肯干的呀？咋的，各位都不记得了？

咋的，这个“知盱眙”的位子，宁肯永远空置下去，也不能叫有功的武臣去坐？如是，奈朝廷何？奈黎庶何？

这——

无辞以对。

事实上，彼一时、此一时，彼时没人肯干知盱眙，此时，一定是有人肯干的——石珪已经不在盱眙了呀？

可是，史丞相装傻，并未再去找第四个人选，“没法子，实在找不到人了，这个烫屁股位子，只好硬摁吴浩坐上去了，谁叫他在盱、泗搞风搞雨呢？嗯，有道是‘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算他倒霉罢！”

一片哗然的那一拨，也只好装傻，没一个好意思捅破这层窗户纸的。

至于“权知泗州”，性质本来同于“知盱眙”，但没啥人罗唣。

泗州，那是金国的地头，心里上，还未将之当作大宋的疆土；再者说了，弄不好一转眼就叫金人夺回去了呢？知泗州，“守土有责”，到时候，弄不好就要与城同存亡呢！

这个位子，可没啥吸引力。

于是，吴浩非但以武兼文，还成了极罕见的“双知军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