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是不是得了这些常规小病就需要打吊瓶呢？某卫生所的贺医生说：“从当前的环境状态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方面讲，感冒后静脉补充液体和抗生素的治疗方式不但起效快、作用直接，而且能在防治病毒的同时补充营养，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原有的工作状态，对于很多人来讲，这是有必要的。”

但大多数医务工作者，尤其是中医，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吊瓶族”，这些医生们认为：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因为口服给药药效缓慢，如果病人确实病情危重，希望药物能在短时间发挥作用，如救治休克、大出血、脱水、中毒性疾病、药物过敏、昏迷、严重感染、脏器衰竭等疾病，需将大量药物注入血管，这时适宜打“吊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常规小病能打针治愈的就不要输液；能吃药解决的，就不要打针。

国外的医学界也一直认为：医生在选择用药途径时，要遵循可以口服的不注射，可肌肉注射不静脉注射的原则。从国外进修归来的检验师宋先生说：“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很多医院都不肯接诊感冒咳嗽、中暑晕眩这类常规病症，最多给病人开几片药，更多的医生会建议患者通过自然疗法来提高身体免疫力和抵抗力。”

而现在的国内“吊瓶族”迷信打吊瓶比口服药吸收快、疗效高，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许多药物如氯霉素、土霉素、地高辛、安定、可地松等，注射效果均比口服差，而且不十分安全。吊瓶中加入的药物越多，其毒副作用越大，如果合用七种药物，其毒副作用就可增加至50％以上，极不符合安全用药的科学观。

现在很多人打吊瓶的时候，都会大量使用对付各种病毒的抗生素，这无疑会对“吊瓶族”的耐药性带来很大的危害。在国际上，制作一个新型抗生素通常需要7到8年的时间，而细菌在2到3年就能形成耐药性，也就是说，新品的研发永远赶不上细菌的繁殖变异，而中国是一个滥用抗生素的大国，由于病人耐药性的普遍产生，有种说法认为中国人把子孙后代的抗生素都用完了，这是多么可怕的现象。

作者有话要说：导读：发改委最近透露2009年中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在西方国家，输液是仅对急救患者、重症患者和不能进食的患者使用的“最后给药的方式”；而在中国，输液简直成为一种就医文化，好像不输液就治不了病。医药一家的体制导致民众的医疗观念长期受错误引导，以致大部分人患上“输液病”。只知见效快，不知风险大“1991年7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一篇“在美国求医”故事，一位在美国中国人因流感发烧就诊，医生只开了一个处方让他自己买了一瓶布洛芬；该病人找医生辩论要求医院给予退烧针和输液处理，医生说“中国才作这样处理，美国没有退烧针”。处理发热的关键在于诊断而不是急于输液退热，但一些人过于迷恋消炎药抗生素，这是国内医疗体制的长期误导所致。”输液将药物直接送进血液，满足患者急功近利心理输液成为中国独有的医疗文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由于输液作为一种持续的静脉注射，和口服药及皮下注射相比确实有疗效快疗程短的优势。口服药物进入胃部后，有一个人体吸收接纳的过程，最安全；打针则是将药水打针到肌肉里，逐步流到血液，产生药效；而用输液方式，进入体内的药没有接收过程口服药物起效缓慢。此外，由于肌肉针又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对青少年来说其臀肌发育不成熟，如果打针次数越多就越导致肌纤维坏死，挛缩严重，严重者将会影响骨骼发育，所以在考虑治疗方案的时候医生会选择输液这种既能快速起效又看上去相对安全的疗法。输液之所以快，就是在于药物可以直接进入人体血液，但也就是这种优势成了病人并不知道的风险。中国抗生素使用率超英美3倍，成输液兴盛推手而且跟注射的药物多为抗生素有关，可以说，输液在中国的普及是跟抗生素的滥用分不开的。在中国购买和使用抗生素的门槛非常低，长时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把抗生素当做家庭的常备药，以至于稍有头疼脑热人们就要使用抗生素。有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抗生素医院内使用率是30％。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院内使用率是22％－25％，近5年在中国医院的使用率在67％到82％之间。抗生素加输液带来了一时的快速和少痛苦，让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吃药、肌肉注射等治疗手段，甚至在医院就医时会直接指定医生开抗生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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