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善解人意的宽容和坦诚最终促成了彼此的和解，一切都在实事求是的氛围下进行，每一天人们的各种意见都被记录在邸报上，光明正大地发到全国各地。这场讨论持续了三个月的时间，最终修订后的帝国律法明确了同性婚姻的程序和相关的继承顺序，国婚在女官从西洋健康返回后隆重举行，使孝宗和大臣都皆大欢喜。

这种谨慎克制的博弈方式让人耳目一新，皇帝与大臣的关系被定义为合作者，而不是像玛丽三世那样，皇帝如同想要脱缰的野马，大臣们则手持皮鞭极力要给她装上笼头。考虑到整件事件彻底解决时，孝宗还只有18岁，不得不说，这位统治者似乎天生就具备了政治才能。

在这场讨论中涌现出许多有才华的人物，孝宗对自己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一视同仁，将这些公认表现出色的人全部提拔进了帝国的顾问机构——翰林院。他们的存在使翰林院从史学和文学研究院渐渐演变成帝国的法律研究基地。孝宗似乎对修改帝国法律有着浓厚的兴趣，她主动地发起制订《商律》——帝国第一部商业法，并规定帝国每二十年组织专人进行一次检查，以保证现有法律条文适用于帝国的现状。

朝廷下层官吏们在处理事务时不能再随心所欲，因为皇帝努力让每一部法律都容易理解，易于执行，并且没有模糊的歧义，同时鼓励秀才们在学宫免费为人讲解法律条文，这后来成为了每个书院固定的公益活动之一。

孝宗对帝国的财政同样关注，她几乎和她的曾祖母一样精通经济。孝宗并未发布政令限制土地兼并，而是采用了更灵活的做法。她指使鸾仪司以皇家的名义大量购买土地并统一管理，设立皇农仓，这实际上成为了帝国的粮食储备机构。同时帝国鼓励无地的农民到边界之外去开垦土地，甚至出海，这种实际上的扩张行为的影响在孝宗统治的后期才显现出来。

按照帝国法律规定，皇家垄断了许多高档货物的销售权。孝宗大力发展海贸，几乎什么都卖——有资料显示，有的时候她甚至将大臣们送上来的贡品也卖掉了，只要对方给出她认为合适的价钱。这些利润源源不断地化作白银流入皇帝的内库，除了一少部分用于支付宫廷开销，大部分都被孝宗用于推行容易被大臣们否决的花销大的计划，比如改进丝绸、瓷器，改进军备、建造海船等。

孝宗似乎对这些遵守儒家经典的大臣的短处十分了解，她总是谨慎而毫不迟疑地悄悄执行自己的构想，利用事实让大臣们哑口无言后，再光明正大地作为修正帝国的一部分推行。从这一点来说，孝宗更像一个谨慎实干的实践家，而不是一个儒家学者，这与孝宗最初的教育课程是相吻合的。

皇后很好地弥补了孝宗其他方面的不足，她是位虔诚的儒学家，对文学、音乐、书法、绘画等都十分擅长，而且同样拥有孝宗那种灵活踏实的实干精神。作为孝宗的伴侣兼秘书，她以皇家的名义组织了许多文学讨论和经典编修，这大大缓和了儒学者因皇帝对儒学漠不关心而产生的敌意。

这位和孝宗同样勤于政务的皇后还在国子监设立了论道堂，每年六月帝国都会在这里举办解经会，儒学者在这里济济一堂，对各种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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