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我来发电报就行。”尼克说。

巨蜥再次点头。

尼克轻轻关上发报室的门，取出今晚的收获。两个信封的大小和材质都是一样的，其中一个用铅笔写着拉丁字母“n”，封口开着；另一个没有字迹，封口用胶水粘牢。尼克打开了第一封，抽出薄薄的一张纸，把台灯拉过来，读了两遍，对着字迹微笑，又看了一遍，这才拿出火柴，点燃了信，塞进烟灰缸里，轻轻用镊子拨弄燃烧的纸，确保除了灰烬，什么都不会留下。

另一个信封里才是兰利想要的东西。“燧石”一丝不苟的笔迹整齐列出了奥博连斯克生物实验室（注1）的数据，整整四页。尼克拿了两支铅笔，从保险箱里取出密码本，深知两个小时之后，这些数据就会通过中情局和五角大楼的手，放进椭圆办公室。

第2章.

尼克——护照上的姓名是尼古莱·格里宁——自诩是个诗人，唯一的问题是诗人常常不能养活自己，假如你在大学里花了四年琢磨俄语诗歌，这个问题就更显严峻。在他的硕士申请遭到拒绝的第二天，莱曼教授邀请他到办公室去，就在尼克满怀希望地带着论文赴约的时候，在场还有一位陌生的先生，戴着过时的圆眼镜，磨旧的外套里面穿了件格子衬衫，数学教授和剪羊毛工人的奇异混合。莱曼教授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陌生先生冲尼克微笑，催促他坐下，自称“莫顿”，问他是否乐意为国家效劳。

为了付房租，尼克甚至乐意为撒旦效劳。

1970年9月，尼古莱·格里宁以俄语翻译的身份进入中情局，背景调查花了漫长的四个月，因为他的祖父母和父母在旧世界和新世界都留下了过分复杂的搬迁史。1918年，为了躲避布尔什维克，祖父带着妻子和尚未出生的儿子逃往比利时，在布鲁塞尔经营一家小小的杂货店，二十一年后为了躲避纳粹，又不得不再次举家搬迁，在饱受轰炸的伦敦逗留了短短两个月，用仅剩的一点钱买了前往纽约的船票。父亲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年末酒会上认识母亲，后者是个科西嘉岛移民，由此造成了格里宁一家的语言分层：父亲和祖父母之间说俄语，父母之间说法语，所有人都对小尼古莱说俄语。祖母只会俄语，而且随着年岁增长，越发坚定地认为自己住在圣彼得堡郊外，没有人忍心戳破她为自己架构起来的泡泡。

在兰利的头两个月，尼克都在翻译别人扔到他面前的剪报和电报，偶尔有些机密文件，出于安全理由，只给他零碎的、不明所以的段落。他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写字台和打字机，就在他觉得自己开始适应这个情报机构的节奏时，莫顿被调往东柏林站，把尼克也带走了。

“我不打算甜言蜜语。”莫顿在散发着烟草和油墨气味的办公室里告诉他，“之所以选你是因为没人愿意去那冷飕飕的鬼地方，如果你拒绝，我不会惊讶的。”

尼克没有拒绝。

“那冷飕飕的鬼地方”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莫顿首次给他分配了工作名和对应的护照（“尼古拉斯·彼得森”，翻译）；斯塔西（注2）不甘落后，给尼克分配了监视小队，由一辆车和三个穿着风衣的“尾巴”组成，这些人根本没想过掩饰自己的身份，那辆车日夜停在尼克门外，三条尾巴跟着这个新来的翻译去餐厅、滑冰场、理发店和商店，阴沉地守着出入口。监视本身并不稀罕，几乎所有外国使馆雇员都至少有一条斯塔西“尾巴”，但很可能因为尼克是和莫顿一起来的，而戴着标志性圆眼镜的莫顿早就被怀疑是中情局的人，因此尼克也受到了同样的礼遇。整整半年后，应该是被尼克一成不变的枯燥生活说服了，斯塔西“尾巴”从三条减少到一条，频率也从全天监视减少为每周随机跟踪他几个小时。用莫顿的话来说，检疫结束了。

当时中情局柏林站手上有一个高价值线人，代号“月桂”，尼克不知道“月桂”的姓名——他还没爬到这个保密等级——但知道这个人从事军工，并且是莫斯科的宠儿。莫顿从没说过自己为什么会被调到欧洲大陆，但尼克很确定部分原因就是要侍弄这棵月桂。斯塔西仍未放弃对莫顿的严密监视，尼克自然而然接过了和“月桂”接触的任务。

“接触”不是一个准确的词，考虑到“月桂”只同意通过死信箱（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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