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警号》作者:天狼

这个绝密阴谋被好战的军国主义分子视为大东亚圣战胜败在此一举的关键，视为日本帝国的天机。天机当然是“万万不能泄露”的。一旦泄露，帝国必遭灭顶之灾。

日本人把间谍活动叫“谋略”。这倒有点实在，间谍和反间谍活动都要用“谋”。负责审讯佐尔格的高桥兴助发现，佐尔格为首的“兰瑞”小组有苏联人、日本人、美国人、波兰人、朝鲜人、南斯拉夫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就是没有中国人。“奇怪！”

对此，高桥百思不解。

对中国蒋介石的“蓝衣社”，他是有所了解的，知道他们弄不出佐尔格式的“谋略”来。但是中共呢？

“他们会不会派出他们的佐尔格式人物在日本或其他什么地方弄谋略”？

高桥心中没有底，想着想着便害怕起来。他后悔以前对中共太轻视，对他们知之太少“按常理说，作为警视厅特高课司法警察官，他应该具备这方面的常识。但是无论开战前和开战后，警视厅都没有对中共的这方面下过功夫，只对日本共产党施行过几次严厉镇压；并且，长期以来便有一种空气笼罩在警视厅各课室，好像淮若涉问中共，不被嘲为幼稚，便被斥为“恐共病”。真荒唐。

高桥为此向佐尔格提问，为使提问合乎逻辑，还补充说：“你不是在上海住过几年吗？上海是有名的中共的巢穴。”

佐尔格说：“你不能把所有与我接触过的人，包括你们已经逮捕的一些人，都说成是我的同志。你要打消你的怪念头，你以为我的情报是别人提供的吗？不，我的情报来自德国驻日本大使馆，都是在外交活动中你们无意间透露出来的。”

高桥不愿再听下去了。他很明白，佐尔格是在承揽他人的罪责。这种手段，在被他审讯过的共产党员中，差不多都使用过。他决定隐蔽地不惊动任何方面和人物，把手伸向中国占领区。

高桥首先把手伸向上海。

“佐案”中有个尾崎秀实，他和佐尔格都于30年代初到过上海，而且一住好几年，又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在上海他们有许多朋友，他们的朋友们都是些什么人？暗中有没有“谋略”活动？

就在当天夜里，有一份电报从日本东京发到了中国上海。收报人是住在虹口施高塔路留青小筑28号的中西功。

中西功并不每天都到“满铁”他那个“办事处调查室”去上班。研究工作需要安静的环境，留青小筑28号就很安静。有什么重要情报，“特别调查班”班长程和生会随时来报告。他到办公室去，多是为了翻阅东京最高统帅部寄来的各种密件和“满铁”的内部通讯以及各种重要报刊，以备研究工作参考。

在“满铁”的诸多要员中，他的这种地位性的待遇也是少有的。道理很简单，他被“满铁”和“中支派遣军司令部”所倚重。

中西功之所以被倚重，不是无缘无故的，略看一下“满铁”总社有关他的历史档案就知道了：

1929年，18岁，就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1933年，在东京《日本劳动年鉴》任助理编辑，在《国际评论》、《东亚》杂志发表论文；

1934年，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任职；

1937年，在《中国问题研究所所报》发表《冀东农村实况调查资料概况》一文，引起帝国军方的重视；

1938年，担任《满铁调查月报》和《华北总览》两刊物的编辑，发表《华北农业特征》、《河北省农业经济实况》等文章多篇；

同年5月，调往“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立即被“中支派遣军特务部”调去从事重要的谋略活动，按照军方委托的需要，写出《孙文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作为帝国提交汪精卫重建国民党的理论指南。并把它当作课本，由他在“维新学院”亲自向学生讲授。

中西功的中国话很流利，在“维新学院”讲课时，学生们听不出他是日本人。

结论：中西功是个忠于大日本帝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通。

日本警视厅逮捕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事，由于“事涉赤色”，有失警视厅的威严，一段时间内只在有关的少数人间严守秘密，不见诸文字、报刊。中西功不知其事，近卫内阁倒台的消息从电台广播出来，他才吃了一惊，急于想了解其中内幕。国内出了这样大的变故，尾崎无论如何也该告诉一声才是；是否因为近卫倒台要移交国事，手续繁忙，没有时间？抑或近卫“患急性重病”住进医院，他也跟到医院里去了？几天来，他到“满铁”去上班的第一要事便是急着翻阅新到的各种“密件”和“绝密件”、“机要件”等等参考资料。回到家，便在书房里守着收音机听日本电台的广播。总想看到或听到点对于他可用的重要内部消息，或者可以说与他有关的消息，或者也可以说与尾崎秀实有关的消息。他们是好朋友啊，但是十几天来，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