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那么一来，程和生、倪之骥、程维德这些在“特别调查班”里的同志们怎么办？都转移吗？如果都转移了，“满铁”这个重要情报点岂不就彻底撤销了。这个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不能容许这个局面出现。

一定要保住这个情报点。

怎么保住呢？

办法很简明，他仍旧坚持在“满铁”，不向西去。

只要他在，情报点就存。他走，情报点就亡。道理本来就这么简单。

可是，怎么坚持下去？

他设法带着“特别调查班”转移到某个日本驻华单位，或者到汪精卫某个机关？那样一来，可就拿不到在“满铁”所能得到的那类重要机密，实际上还是把“满铁”这个情报点放弃了。况且哪个单位又能收留他和他的“特别调查班”呢？“满铁”知道他的身份，绝对不会放他走。那样做，其后果还不及“向西去”来得干脆！

怎么坚持下去？

这是中西功收到白川次郎电报以后一直在思索的课题，也就是他所要想出的“万全之策”。在一瞬间，他后悔没有在“满铁”培养教育发展一个党员，没有后继力量。他想起研究室的津金，津金是京都人，毕业于帝国大学法律系，专业把他造成个能言善辩的雄才，有点锋芒毕露，不容人对他的发言有所辩驳。在几次研究会议上，他的发言说明他对共产主义理论有初浅研究，对国际形势也能作较客观的分析。中西功曾和他作过几次经济学术恳谈，从个别接触中观察，这个人基本素质是好的，心地善良，也可说是正派的。在他理屈词穷后，能认真思考，并且当即认真承认自己学浅，然后尊敬你，主动向你求教一些问题，在求教过程中，不带一点虚假的恭维。他应该是个有为的青年。中西功向他流露过友谊之情，他极为珍视。可惜没敢和他深入交谈有关共产主义的话题。更没敢向他流露一丝有关他的隐蔽工作。

不过，中西功又想，即使已经把津金发展成中共党员，一旦我向西去了，他能否保持下这个情报点，也是件未可预料的事。如果程和生等“特别调查班”里的同志们都撤退了，他得另建一套搭配班子。建一个班子谈何容易！他建立这个“特别调查班”，曾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

他深深叹口气。无论如何要想出个“万全之策”来，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也要把“满铁”

情报点坚持下去，全部症结在于怎样做才能坚持下去。“怎样做？！”他紧锁眉头在沙发上苦苦思索。“先生！”耳边响起一声轻柔的呼唤，他睁眼一看，见惠子手按沙发扶手，弯腰凑在他耳边，调皮的笑着：“请君幸膳！”他往饭厅看，方子在厅门里探出半个身向他微笑。他勉强起身，走进饭厅。依惯例在他的位子上坐下。佐酒是经过精心准备的。鱼青虾红，都是新鲜的。一盘嫩茭白丝，像还没下过锅。方子为他斟酒满杯，他握着酒杯还没缓过神来。“你为什么这样？”惠子的眼光在他和方子之间看来看去。“公事上的小困难。”他应付地随口说。“你这愁苦的神色很像爸爸没钱还债时那样。”惠子笑了。“是吗？”他苦笑一下，开始“幸膳”。然而仍旧“心不在焉”的两眼发呆。“有时候，爸爸会找人临时借一大笔钱，打发几个债户，消息一传开，别的债户便不急着登门催讨了。”惠子一边吃饭，一边开心地笑着。“是吗？”他又应付。一杯酒喝下，方子再为他斟酒间，他像受到惠子说话的某种启迪似的，双手合拢，拍了一下，发出清脆的一声响，好像是向方子道谢。这一来，饭桌上的空气顿时变得和谐了。然而他却起身到书房去了。他拿起电话听筒，拨通了南京陶谷新村“同盟社”首席记者西里龙夫私宅。“西里君，我有事需要见你。”“我也想会见，如果你有时间，我立即到府上造访。”西里龙夫说。“不不，谢谢，我到你府上拜访，立即动身去南京。”他抬眼看看壁上挂钟，又重复一声：“立即动身。”挂上话筒，他抓起件外套，转头向饭厅招呼一声：“我走了。”便出门而去。待惠子追到门口，他已经转过楼房的墙角不见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之间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微妙关系。说来他俩都是中共党员，都属上海情报科领导，似乎颇为简单。但是他俩又都被一种特别的感情所煎熬，所驱使，这就是为自己的祖国日本的命运而焦虑。共产党员讲国际主义，但是连自己本国的命运都不能掌握，这国际主义从何谈起？日本军阀侵华给日本人民造成的苦难虽然被御用工具严密封锁，但他们却了若指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亲眼目睹，真可谓“罄竹难书”啊！处于这个战争漩涡中的日籍中共党员，国际主义的责任是最直接的了。关于这个问题，他们都心里自明。由于痛苦的压迫，才使他们都不夸夸其谈，而只埋头隐蔽地艰辛工作。

西里龙夫不仅比中西功年长，若从“东亚同文书院”这个学校的班级顺序论起来，还是他的学长，或者说是他的前辈。西里龙夫的学问道德，在与他交往的人中被广泛称赞。中西功对他敬佩有余。若从这方面而论，他内心把西里当师尊。

西里龙夫在分析战争局势方面常有独到见解。近卫文魔施政期间，他就对中西功预言过：“如果近卫的大政组合只维持一个形式，而不能从政治观点上彻底统一，那么它将徒有虚名，无所作为，最终必然被军国主义分子所压垮。”现在，不论近卫倒台出自什么原因，事实的发展，证实了西里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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