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警号》作者:天狼

他知道，“中联社”的采访部主任、首席记者说“保你能考上”，岂有考不上之理？至少有八九成把握。于是，便每天看《南京新报》上“招聘”、“招考”的启示和广告，到第八天，果然看到“中联社”招考联络员的启事。翌日他便去报名应试。

原来他担心考不上，有了陈一峰那句话，心里有了底，再想想那是个汉奸文化机关的大门头，又是个联络员，这种差事，不会有几个人去考。可是待到现场一看，竟有30多人等在门外，多数是失业青年。有几个身体魁伟，像是铁路职员失业的。还有一个戴眼镜的老店员。相比之下，他觉得“危险”了。但是转念一想，有陈一峰在里面呢，便也沉住了气。

待轮到他应试时，走进考场，抬头一看，凉了半截，不见陈一峰在场，主考位子上坐了个穿西服的日本人，30多岁，瘦长脸，戴眼镜。两片眼镜玻璃反亮光，看不到他的眼神。旁边一张桌子后坐个胖子，很明显是个陪考，他桌上摆着纸和笔。

胖子看了看他，开口问：“叫什么名字？”

他脑子里闪电般犹豫了一下：他和陈一峰约定，趁这次改换地方的机会，再改个名字，他原名叫颜仁章，转入地下工作后，改过几次名字了，用过颜杰、颜柏、张秉德等等，现在面对的是个日本人，95改不改呢？会不会给陈一峰招来麻烦？想了一下，既然和陈一峰有言在先，还是改，便回答说：“张明达。”

陪考动笔记下，原来他还兼作记录。又问了他的年龄、籍贯、现住何处，便不再提问了。

“到本社来，效力，你的愿意？”于是，那位戴眼镜的日本人接下去问。

“愿意。”他答。

“辛苦，不怕？”

“不怕。”

“经营，什么的，作过？”

“商业、店员、自己的、买卖。”不觉之间，他竟用起日本语法来了。

“书，几年？读过？上学校？”

“十年。”

“书，孔子的，多少？读过？”

他不知该如实回答好，还是扯谎好。他小时候读过几天书，但是没有读过孔子的。说读了十年书，那是他在中药铺学徒出师以后，考入上海职业教育社办的“职工晨校”以后开始的。他在那个晨校的图书馆里读了一些翻译苏联的书，尤其介绍马克思、列宁的书，这些，能对这个日本人说吗？他眨眨眼，摇摇头，说：“不多，不过，《论语》，读过，那是很早了。”

日本人点了点头，陪考的胖子也向他点点头，示意他可以退场了。他站起身，那日本人又对他说：“请你安心，等待本社的录取通知。”

当天下午他问陈一峰：“你怎么不去主考？”

陈一峰无所谓地说：“一样的。”

在他接到录用通知当上联络员后，才知道，主考他的那个日本人，是“同盟社”南京分社的首席记者，负责指导“中联社”的新闻业务，是个重要人物。在上海住过多年，是个中国通，名叫西里龙夫。

陈一峰送情报像流水。从周佛海、梅思平等大汉奸和日本上海“梅机关”的影佐祯昭、须贺彦次郎等一次又一次连续7次密谈《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每个细节，到“梅机关”给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安排青岛会谈所拟定的《关于建立中央政府大纲》、《国民政府政纲》以及青岛会谈期间他们的每日活动；从“还都委员会名单”到“中央政治会议”人员名单；从“兴亚院”决定派专使参加汪精卫的“还都典礼”，到汪精卫亲自拜会日本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提出要求去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方的三角黄布片，遭到西尾和坂垣严厉拒绝而悻悻告退；从清乡委员会每次讨论决定的“清乡”地区、用兵数目、行走路线、日伪军前后配备布署，到任援道被步步提升的内幕，真个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详。这些日伪军政的高级绝密，陈一峰一个中国人怎么会得手呢？

张明达渐渐悟出来，大都来自西里龙夫。

怀着国际主义之情，怀着共产党员的阶级战友之情，张明达对西里龙夫的尊敬油然而生，每次见到他，不管有没有人在场，都对他恭敬地鞠躬。西里龙夫也一本正经地向他还礼。这种两人心里自明的友谊、感情，即使有人留心观察也难发现。

东京尾崎秀实被捕的事，是陈一峰报告老李的，不用说是西里龙夫告诉的陈一峰。老李曾召张明达到他家去，三人研究过，并作出过决定：一旦中西功在东京遇险，南京站立即把西里龙夫转移出去。后来，中西功从东京回来了，此事便不再有人提了。今天老李又叫他向上海情报科提安排“日本同志”的事，而且“要坐等答复”。可见事情严重。

“什么事呢？”他在车上一路想。“是不是东京牵连过来了？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怎么又冒出事来？”

车过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他把分发给沿途各站“中联社”支社的电讯、稿件、信件一一发给前来接站的，顺利无话。到了上海，坐上分社接站的摩托车，到分社点件交差。然后直奔拉都路顿和里去见程和生，先交了张敏给他的《文艺春秋》，后开门见山说：“老李叫我传达，南京站要求，赶快安排日本同志，叫我坐等答复，带回去。”

程和生还是那副守礼作人，坦露平和的样子。但是，以前那见面必先微微的一笑不见了，张大眼睛看着他，轻声问道：“出了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