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警号》作者:天狼

于是，一个再次震惊日本朝野的“中共谍报团案”的极密文件在东条内阁各相和皇室重臣间，随同“太平洋战区”的告急电报一起传阅。

各相和重臣们震惊之余，对日本警视厅又展开了一次猛烈的谴责。他们问：

“这样一个严重集团在中国占领区政治经济中心上海和南京长期存在，是受谁保护的？”

这是个警视厅怎么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找不出可以把责任推到近卫文麿的根据。

东条英机对存在这么个“中共谍报团”的重视程度，几乎超过对太平洋诸岛战况发展的关心。

“大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自中途岛战役后，完全丧失了制空权，基本上丧失了制海权。失败的丧钟即将敲响，或者可说东条英机已经听到了这钟声。在中国战场上，“占领区”内的“皇军”，不能向任何地方移动。中共正规军已经形成阵地作战力量。民兵、游击队就在他们城门外、碉堡外，日夜活动，有时眼看他们吹哨子集合，“皇军”不敢出动和他们交火。

这些形势的造成，和这个“中共谍报团”有没有关系？

这个谍报团送出过那么多的危害“大日本帝国”的情报，直到今天才发现，他们能说这是警视厅取得的一个胜利吗？这个所谓的“胜利”，能挽救帝国失败的命运吗？那个“大东亚战争”的战略计划，肯定在战争爆发前便已经被这个“谍报团”窃取去了。也就是说，在战争爆发前，帝国失败的结局便已经铸成了。

于是，偷袭珍珠港取得战役胜利时挂在东条首相眉宇间那惊喜的笑意不见了。在几次内阁恳谈会上，他开始向与会的各相和重臣们深深叹息说：“大东亚战争本来是可以不发动的，但是，如果不发动这场大战争，那么日本必定要败给中国战场的蒋介石和中共，那将是日本帝国永久的耻辱。为了避免日本帝国的耻辱，我们才作这样重大的努力。”“开始我也知道，这场战争，维系着帝国的存亡。但是，谁肯出面负起这个战争之罪责？我，只有我。”说到这里，他的眼圈竟被泪水润湿了。待到后期，他又向各相们强调说：“战前，重臣们普遍认为，为救日本之独立与生存，南进战争，宁败也无悔。那么，现在我们只能再作努力了。”

这个论调，当时，曾被许多忠于天皇的臣民们争相传说。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他们在痛悼这位忠于天皇的大将、首相时，仍认为他是“忠于日本帝国任怨负罪的英雄”，甚至把他供在日本“神社”里。

高桥兴助的两个打手把中西功施刑到“适可而止”至内脏出血、不省人事。为继续从他口里到重要供词，不得不给他治疗。

为此，高桥受到警视厅长官的严厉责斥，说：“把他打死，还能搞到什么重要口供？”在给中西功治疗期间，高桥又接手审讯西里龙夫。

一见西里龙夫，他就呆了。无论如何，他也不敢相信这个教授式的人会是个中共党员！他的举止谈吐，一盼一顾，无处无时不自然地表现出一种贤者的尊严和风范。他的神态、气息，自然地告诫你：他身上具有一种神圣的光环，不可侵犯。他睥睨地卑视你。使你感到，日本臣民不敢仰视的天皇，在他面前，也不过是一草芥。高桥自惭形秽了，不敢对西里龙夫施狂，倒是西里龙夫慢条斯理地对他讲共产主义。西里龙夫从容他说：他确实不遗余力地帮助过中国共产党抗战，他反战。他说，作为他，要拯救日本，在眼前只有走这条路。他也承认，他和中西功“志同道合”。

至于他和中共的什么人来往接触，他回答说：“你们调查去。”这使高桥很伤脑筋。绕过这个提问，问他给中共提供过些什么情报，他便从1938年说起，一件又一件，夹叙夹议，有许多国际形势变化，日本内阁的争斗，日本派遣军的罪行等等内情，高桥在此之前是从未听说过的。这使他惊奇，同时又感到大大的兴趣。

这种“审讯”断断续续进行了两个月。后期，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审讯开始时，西里龙夫在高桥对面坐下，清清喉咙说：“今天讲一讲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及其未来。”或者：“今天讲一讲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史及其未来。”

这方面，他有真才实学。审讯他的高桥兴助是个什么东西？他毫无学问，不过是一条法西斯政权豢养的狗而已。当然，狗也有狗的思维活动。高桥在西里面前，渐渐产生了一种迷惑：共产主义具有这样大的力量？这样的大学问家信仰共产主义？在这种迷惑的基础上，他渐渐产生了一种恐惧。因为战局的发展，恰如西里龙夫对他讲解的那样：日本必败无疑。

正当他如此这般由疑惑而恐惧的时候，来自上海的报告说：“一个中共谍报团要员跳车自杀了。名叫程和生。”

高桥兴助一听之下便大发雷霆：“怎么可以让他跳车？宪兵特高们还有一点常识没有？他们是不是故意纵放要犯？给我一个个彻底进行审查！”

他要求警视厅长官下令，把此案要犯们押送到日本，由他亲自审讯。

不几天，东京派出的“特高”会同上海宪兵司令部派出的专差，给他送来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