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按田地类别、等级确定的赋税标准最重和最轻的，稍以消耗增减改动。
重的不能全部减，只是递减耗米，派入轻税折除，暗中予以减轻。
轻税不能增加，为征收本色，递增耗米加乘，暗中予以加重。
推算收税乏法，以田地为母，人户为子。
当时富豪之人多阻止其提议，只有顾鼎臣认为好，说：“这个税法一实行，我家增加一千石税，然而贫民却减轻一千石了，不能改动。”但是当时，皇上不能碱损赋税数额，官吏私下以个人的想法变通。
因此官田不至于偏重，而民田的赋税反而增加了。
当时又有纲银、一串铃等法。
纲银，是举民间应服役的岁费，丁四成粮六成总征收，易于理解而不繁杂，犹如网有纲。
一串铃，则是合收分解法。
从此民间交纳赋税，只收本色和折色银了。
这时天下的财赋，每年纳入太仓库的二百万两有余。
旧有制度以七分作为国家的经常用费，而存积三分防备兵灾和歉收，作为常规。
世宗中期，边防供费繁多，加上土木、祷祀，每月没有空遇一天，府库储藏匮乏枯竭。
司农用各种办法生财，甚至变卖寺院的田地，收军罪赎金，还是不能满足供应。
二十九年，俺苔侵犯京城，增加军队防守，军饷数额超过一倍。
三十年，京城边防一年用到五百九十五万，户部尚书孙应奎忧念时局束手无策，便提议在南畿、浙江等州县增加赋税一百二十万，加派赋税从此时开始。
以后，京城边防每年的用度，多的超过五百万，少的也三百余万，每年的收入不能补充每年支出的一半。
因此度支想尽一切办法，苛敛民财、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等名目便兴起了。
开初也赖以解救匮乏，久了以后，各地输送的赋税更少。
又四方纷乱，主管官吏常常为自己所辖之地上奏请求留用或者请求免除：浙、直以防备倭寇为由，川、贵以采伐树木为由，山、陕、宣、大以兵荒为由。
不仅财物储存、供给军用所征调，就是每年额定二百万，尚且亏缺三分之一。
而皇帝的赏赐供给，斋殿的经营，宫中半夜传出片纸，官吏虽然着急，也不敢有顷刻延缓。
三十七年，左旦右卫报告敌情，赋税纳入太仓的只有七万，财物储藏大致不到十万。
户部尚书方钝等人忧虑恐惧不知财物从何处可出，便找机会详细陈说库藏空虚的情况，于是分条呈上符合时宜的七件事提出请示。
随后，又命令群臣各自条陈理财的策赂，决议施行的一共二十九条，更加琐碎，不是国家大体。
而历年以前积欠的租税无不追征，南方本色欠赋也都追加征收成折色了。
这时，东南遭受倭患，南畿、浙、闽多收额外提编，江南达到四十万。
提编，就是加派的叫法。
其规定：以财力不等分为十组，如一组不足，就提下一组补充，所以叫提编。
到倭寇平息，应天巡抚周如斗请求减少加派赋税，给事中何煌也详细陈述南畿的困顿破敝，说：“军门训养士兵，工部估料价格，操江招募兵勇，兵备道的壮丁，府州县的乡兵，都成为人民的负担，严重的指一科征十，请求禁止革除。”命令按何烟的提议办，而提编的额度不能减少。
隆庆、万历时期，增加的税额已如故，又多出无艺的征收，欠粮更多，设法躲避也更加奸巧。
已解送而延期的竟至于十余年，没有征而报已收，一个县有达到十万的。
欠税之多，每县各有数十万。
依赖施行一条鞭法，没有了别的科税的干扰，人民的财力纔不至于大困顿。
一条鞭法是总括一个州县的赋税，测量土地，计算人丁徭役，人丁徭役和粮税都输入官府。
一年的徭役，官府出银帮助招募役工。
力役差，便计算其工钱的费用，衡量着增减；银差，便计算其交纳的费用，增加省耗。
凡是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按需要供应等费用，以及土贡方物，全部并成一条，都按田亩征收银，由官府折合办理，故称为一条鞭。
立法颇简便。
嘉靖年间，多次推行又多次停止，到万历九年便全面推行。
此后接连三次大规模征伐，多有加派，战事结束随即加派停止。
到四十六年，突然增加辽事军饷三百万。
当时内府财物充足堆积，皇帝吝惜不肯调发。
户部尚书李汝华便援引征伐倭、播的先例，每亩加收税三厘五毫，天下的赋税增加二百万有余。
第二年，又加收三厘五毫。
又第二年，因兵、工二部请求，又加收二厘。
总共前后加收九厘，增加赋税五百二十万，于是成为每年的额数。
不增加的，祇是畿内八府以及贵州而已。
天启元年，给事中甄淑说：”辽事军饷加派，容易导致不均匀。
大抵天下户口有户口的税银，人丁有人丁的税银，田土有田土的税银，主管部门征收，总称银额。
按银加派，则其数目不遗漏。
东西南北的人民，甘苦不同，布帛粟米力役的办法，征收交纳不同。
只有守令自己知道其甘苦，而变通其征收交纳。
现在因人丁土地的方便，则没有失去平衡的困扰。
其办法是，以银的数额为主，而疏通人情，斟酌地方风俗，颁发各直省。
每年存留、起解各项银两的数目，凭所加粮饷的额敷，按银数分派，总提折扣，多的碱少，少的增加，以求不失饷额而止。
如这样，那么愚民易懂，可以杜绝奸猾胥吏随意增减的弊端。
并且小民最痛苦的是无田之粮税，无米的丁役，田地卖给了富裕的人，田产已去而粮税犹存，而还要轮交人赋。
应该取额丁、额米，两方平衡而确定数额，米多少，便带丁多少。
买田的人，征收米便征收丁役，那么县册不失丁额，贫民不致赔累，而主管官吏也免于欠税的忧愁。”下交户部复议，依从其说。
崇桢三年，战争兴起，兵部尚书梁廷栋请求增加田赋。
户部尚书毕自严不能制止，便在九厘之外，每亩又征三厘。
祇有顺天、永平因刚遭受兵祸没有办法增加，其余六府每亩征收六厘，得到别省税收的一半，一共增加赋税一百六十五万四千有余。
此后五年，总督卢象升请求增加宦户田赋的十分之一，民粮十两以上相同。
随后一概征收每两一钱，名叫助饷。
过了二年，又实行均输法，用粮税的标准交纳军饷，每亩计交米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又每亩加征一分四厘九丝。
遇了二年，杨嗣昌督率军队，每亩增加练兵饷银分。
兵部郎张若麒请求收兵残的遣产作为官庄，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亩交租八斗至二三斗不等。
御史卫周胤说：“杨嗣昌毒害天下，剿贼练兵之饷多达七百万，人民的怨恨哪里有极点？”御史郝晋也说：“万历末年，合计九边军饷只有二百八十万。
现在加派御辽军饷达到九百万。
剿贼军饷三百三十万，已经停止，随即又加练兵粮饷七百三十多万。
自古以来有一年而总共二千万输送京城，又总共京城二千万以输送边防的吗？”上疏措辞虽然严厉直截，而时局危急，不能采纳。
徭役之法制定于洪武元年。
田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够一顷的用别的田补足，名叫均工夫。
不久编制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的均工夫图册。
每年农闲到京城，供徭役三十日后遣返回去。
田地多人丁少的，以佃户充役夫，而田主交米一石资助其费用。
不是佃户而计算田亩出人夫的，每亩资助米二升五合。
到造黄册完成，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称里甲，以上、中、下户为三等，五年均役，十年重造一次。
一年中各种杂目应该出役工的，编出轮次予以均衡。
出银、出力役随其自便，叫做均徭。
其它杂役，叫做杂泛。
凡是祗应、禁子、弓兵，全部指派市民，不役使粮户。
额外征收税一钱、役使一夫的，罪罚流放。
后来法令渐渐松弛，编制徭役里甲的人，以卢作为断限，放大卢而勾单小。
于是议论的人说，均徭的办法，按册籍丁粮，以资产作根本，核实人户上下，以蓄藏得实。
考察册籍，则富贵的大商人免于徭役，而土著之人困顿；核实人户，则官员和里甲小吏随意减轻或加重，而小民更加穷困，两方面交相为患。
然而专论丁粮，差不多接近古人租庸调的意图。
于是令以旧时所编力差、银差的数额当丁粮的数额，困难容易，量轻量重斟酌其中。
徭役应差，里甲除应当免除的外，论丁粮的多少编排出先后，称鼠尾册，按册征收。
市民商人家富足而没有田产的，听凭自己选择，以辅助银差。
正统初年，愈事夏时创制施行于江西，其它省仿效施行，徭役因此稍稍平衡。
此后各上供的人，由官家支付费用，而官府公私所需，又提供所交纳的银两给坊里长，责令他们办理。
给予不及十分之一二，供役的人有的费用达十倍百倍，甚至没有供给，祇是计算每年里甲只应夫马饮食，而里甲困窘了。
凡是均徭，解送户上供为京徭，交纳主事人被内官无端阻挠，不兑换钞引，反复改卖，大都至于倾家荡产。
其它徭役苛刻索取的弊端，不能琐细地列举。
明朝初年，命令天下上贡各地特产，有经常不变的数额，珍奇玩好不在此列。
即使需要，也编入里甲，拿出银子来购买。
但是其项目冗杂琐碎，奸猾的人利用机会牟取利益。
又有大工程营造修缮，掌祭祀之官祈求福佑，财物开支繁多，到了明朝中期，倭寇不断骚扰，加上每年黄河决口，国家的财物消耗竭尽。
于是里甲、均徭，超过了常年的数额。
凡是役民，除了里甲正办之外，如粮长、解户、马船头、馆夫、祗候、弓兵、皂隶、门禁、厨斗成为经常性的徭役。
后来又有斫薪、抬柴、修河、修仓、运料、接递、站铺、闸浅夫之类，因事编册征派，每年都有增加。
嘉靖、隆庆以后，施行一条鞭法，总计一省的丁粮，平均派一省的徭役。
于是均徭、里甲与两税合而为一，小民得以不受骚扰，而事情也容易办成。
然而粮长、里长，名义上罢除了而实际仍存在，各种工役突然到来，又征派农民。
一条鞭法施行十多年，规矩制度又紊乱，不能完全遵用。
天启时期，御史李应升上疏陈说十大害处，其三条直切说马夫、河役、粮甲、修办、白役侵扰人民的弊端。
崇祯三年，河南巡抚范景文说：“人民的忧患疾苦，没有什磨像差役那样苦。
钱粮有收户、解户，驿递有马户，供应有行户，都指派有财力的家庭来充当，名叫大户。
探究起来，所指派的如果不是富豪户，中等产业的人便倾家荡产。
自从改成一条鞭法，以境内的徭役平均于境内的粮税，应稍微缓解，而民间连年奔走，用尽财产来补贴，是一条鞭施行而大户不曾革除。”当时给事中刘懋又上奏裁削驿夫，微调往来，仍然责令编户承担。
驿夫无法得到生活费用，以致相继跟随流贼造反。
凡是军、匠、灶户，徭后都永远充任。
军户死亡或逃跑的，在原籍选取填补。
匠户二等：一是住坐，一是轮班。
住坐的工匠，每月上工十天。
不应班的，交纳罚班银每月六钱，所以叫做输班。
监局的宦官，多占工匠的徭役，又括充幼匠，动不动以千计，死亡或者逃亡的，选取补充如同军户。
灶户有上、中、下三个等次。
每一个正丁，附以余丁。
上、中户丁力多，有的附属二三丁，下户一概予以优免。
其它如陵户、园户、海户、庙户、施夫、库役，琐细不能尽计。
明朝初年，工役的繁多，开始于营建两京宗庙、宫殿、阙门、王邸。
采伐树木、陶制甓瓦，工匠制造，以万万来计算。
到处修筑城墙、疏浚池陂，各种工程都兴起。
直到洪武、宣德，郊祀台坛、仓库还没有完工。
正统、天顺之际，三殿、两宫、南内、离宫，依次兴建。
弘治时期，大学士刘吉说：“近年来的工役，都选调自京营的军士，内外军官禁止不能估算工用大小多少。
本用五千人，奏请达到一二万，没有查核。”礼部尚书倪岳说：“诸工程费用动不动以敷十万来计算，水灾旱灾接连不断，请求稍稍停止。”南京礼部尚书童轩又陈说工役的痛苦。
吏部尚书林瀚也说：“两畿连年饥荒，被各项工役所困扰，穷困忧愁怨恨感叹。
山、陕供应军饷兴起，云南、广东西征讨剿除叛逆。
山东、河南、湖廑、四川、江西兴建王邸，财力不能供应。
浙江、福建办治物资材料，比旧日增多。
库藏空虚匮乏，不可不忧虑。”皇帝都采纳了他们的意见，然而不能全部依从。
武宗时期，干清宫工程特别大。
因太素殿原来的形制朴素节俭，改作雕昼雄峻，用银达到二千多万两，役使工匠三千多人，一年支出工匠食用米一万三千多石。
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霁等殿，御马监、钟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药库都重新修建。
权臣幸臣宦官庄园祠墓香火寺观，工部又窃用官银以献媚。
给事中张原说：“工匠养育父母妻儿，记载于簿册上的军队抵御外敌入侵，京营的军队保卫王室，现在怎么令人民无所依赖，令士兵不附属于军伍，利益归于私门，怨恨丛聚于公室呢？”奏疏呈入，被贬谪为贵州新添驿丞。
世宗营建宫室最繁多，十五年以前，名义上节省省除奢侈，而财政费用已达六七百万。
此后增加十几倍，斋宫、秘殿同时兴建。
工场二三十处，役使工匠数万人，役使军队与此相当，每年花费达到二三百万。
当时宗庙、万寿宫襞生火灾，皇帝不能省察，营建修缮更加紧急。
经费不够支出，便命令臣民捐献资助；捐献资助不止，又实行与国外往来。
劳顿人民消耗财物，超过武宗。
万历以后，营建织造，超过经理节制的敷倍，加上征调、开采，民众不能得到片刻休养。
到宦官淆乱政治，建宅第造坟墓，超过定制，没有等级之差，功德私祠遍及天下。
大致二百多年，民力伤残弹尽很久了。
那些因职役优恩免除徭役的，少者一二丁，多的达十六丁。
万历时，免去田赋有达到二三千的。
至于赋税的免除，有恩蠲，有灾蠲。
太祖的训制，凡是四方遭受水灾、旱灾就免税，丰年没有灾伤，也选择土地薄瘠人民贫困的便施恩免除。
凡是饥荒，全部蠲免二税，并且以米借贷，更严重的便赐给米布钱钞。
又设置预备仓，令老人运钞换米以储备粮食。
荆、薪水灾，命令户部主事趟干前去赈济，拖延了半年，皇上发怒而诛杀了他。
青州遭旱灾和蝗灾，主管部门不上报，逮捕治其官吏之罪。
旱灾伤害州县，主管官吏不上报，允许年高有德之民申诉，处以极刑。
孝感饥荒，其县令请求以预备仓赈济借贷，皇帝命令使者骑着驿马疾速前往，并且训谕户部：“从今以后，凡是发生饥荒，先开仓库贷粮，然后报告，定着为法令。”在位三十多年，赐予布帛钱钞数百万，米一百多万，所免除的租税无法计算。
成祖听到河南饥荒，主管官吏隐匿不上报，逮捕治其罪。
于是命令都御史陈瑛张榜告谕天下，主管官吏对水旱灾伤不报告的，罪罚不宽饶。
又命令朝廷官员每年派遣巡枧官，察看到人民生活艰难而不上报的人，全部逮捕关进监狱。
仁宗监国时，有因请求开仓赈灾的人，便派人急驰前往训谕，说：“军民穷困匮乏，嗷嗷待哺，还不慌不忙地奏请等待回报，不能仿效漠代汲黯吗？”宣宗时，户部请求查核饥荒之民。
皇帝说：“人民饥困没有粮食，救济他们当如拯救淹在水中，被火焚烧一样，为什么要等待查核呢！”大致二祖、仁宗、宣宗时代，仁政屡次施行。
预备仓之外，又时时截留起运，赐予内府之财。
遭受灾害之处没有储备粮的，调发近旁之县的米来赈济。
蝗蝻开始产生时，必定派人捕杀埋掉。
卖子女的，官府为之赎回收留。
并且命令富人免除佃户的租子。
大户贷给贫苦人民粮食，免除杂役为利息，丰收后偿还。
皇庄、湖泊都放松禁令，听凭人民采摘捕取。
饥民返还原籍，供给口粮。
京、通的仓米，平价出耀。
同时预先供给俸粮以压低米价，建造官舍来安置流亡之民，供给粮食以养育抛弃的婴儿。
养济院让穷困的人民注籍册，没有籍册的收养在蜡烛、旖竿二寺院。
其体恤人民像这样周到。
世宗、神宗对人民之事虽有疏略，而灾荒的奏疏到京，必定颁赐免除赋税赈救灾民，不敢违背祖宗的旧制。
赈米的办法，明代初年，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给与。
永乐以后，减少其数量。
交纳米赈救灾民赎罪的，景帝时，杂犯死罪六十石，流放徒刑减三分之一，其余递减有差等。
捐献交纳财物以得功名的条例，从宪宗开始。
生员交纳米一百石以上，进入国子监；军民交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加二级，刭正七品而止。
武宗时期，富裕之民交纳粮食赈救灾民，干石以上的旌表其门，九百石至二三百石的，授予散官，能够达到从六品。
世宗命令义民出谷二十石的，给予官职，多的授官正七品，到五百石的，主管部门为之立牌坊表彰。
赈粥的办法，从世宗开始。
报告灾情的办法，洪武时期不拘时限。
弘治年问，开始限制夏灾不能超过五月底，秋灾不能超过九月底。
万历时期，又分近地为五月、七月，边地为七月、九月。
洪武时期，查核灾情属实，就全部予以免除赋税。
弘治年间，开始制定全面灾害免除七分赋税，从九分灾害以下递减，又停止免除存留，不及起运，以后便成为长久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