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恢复君位，召来李贤，命左右侍臣离开，问他时政得失。

李贤于是竭力论列锦衣卫官校提人审讯的危害。

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背地里察验都是实情，因而召见它的长官，申诫了一番。

已搜捕的弋阳王败坏伦常的罪名经查核属虚假的，皇帝又警戒他。

而这时指挥门达、镇抚逯呆恃宠横行，李贤也几次被他们罗织过罪名。

门达四处派遣旗军校官，逯杲又定下程限督促，拿获多的就做头目。

干户黄麟到广西，把御史昊祯抓到卫裹，要了两百多副刑具去，天下来京朝觐的官员许多都被宣布有罪。

逯呆死后，门达兼管镇抚司，罗织指挥使袁彬的罪状，抓来审讯，刑罚五毒交下，仅免一死。

朝廷官员杨璀、李蕃、韩祺、李观、包瑛、张祚、程万锺等人银铛被逮捕，道路上哭诉喊冤的人不计其数。

大约在纪纲被诛杀以后，他的徒众纔稍稍收敛。

到正统时这类人重新张狂起来，天顺末年祸害更烈，朝野人士面面相觑，不能自保。

李贤虽然极言其弊端，也不能挽救了。

镇抚司的职责是审理诉讼案件，最初只设立了一个司，与外卫相等。

洪武十五年，增设北司，而以军匠和诸执掌划归南镇抚司，于是北司专门审理钦犯。

而大案的犯人经过审讯后，就送往法司拟定罪名，不曾备办审判文书。

成化元年纔下令复奏案件时用参酌附言，法司更能牵制判案。

十四年，增铸北司的大印，皇帝命令一切案件不要报告给原卫，就是卫里下达的案件，也径直请示皇上可否，卫使不得参与。

所以镇抚职务虽低，其权力却日渐重大。

起初，锦衣卫监狱由卫管辖，到门达掌管刑讯时，又在城西设置狱舍，拘押犯人，混乱不堪。

门达倒台后，皇帝听取了御史吕洪的意见，拆毁了这些狱舍。

成化十年，都御史李宾说：“锦衣镇抚司多次查获妖书图本，都是些荒诞不经之言。

小民无知，总是被它们迷惑。

请求将其书名全都记录下来，用布告昭示天下，使小民知道害怕和躲避，免得陷入法网，遭受刑罚。”皇帝回复同意。

而侦查事件者的诬告还是不停息。

十三年，逮捕了宁晋人王凤等，诬陷他们同瞎子一起接受妖书，充任伪职，并且诬陷其乡官知县薛方和通判曹鼎与他们合谋，发兵包围了两家，抓住二人严刑拷打，二人被迫自诬服罪。

后来薛方、曹鼎两家多次声明冤情，状子下交法司，经查核弄清了事实，镇抚司官员犯妄报妖言罪，判处斩刑。

皇帝只是告诚不得伤害无辜而已，而不能治他们的罪。

这年，命令锦衣卫副千户昊绶参与镇抚司的刑事审理。

昊绶性格狡猾阴险，依附汪直爬上去。

后来知道官场舆论不容汪直，所以对无罪下狱的文官不再加以拷打，触怒了汪直，被解职。

这时只有卫使朱骥掌握法律平正，处理妖人案件没有冤枉无辜。

皇帝要办罪的犯人下交主管部尸弓，独用小杖拷问，皇帝曾派内使责问，但朱骥不改。

世人因此称道他。

弘治十三年，皇帝诏令法司：“凡是厂卫所送来的囚犯，依公正原则审察，有冤枉的即予以考辨重判，不要拘泥于既成判决。”正德时，卫使石文义与张彩一里一外，作威作福，当时人们称之为刘瑾的左右羽翼。

不过石文义常常陪侍在刘瑾身边，不处理实际事务，办事的是高得林。

刘谨伏法被诛以后，石文义也被诛杀，高得林罢官。

此后是钱宁管事，重新大肆张狂，因叛逆罪被诛杀。

世宗即位后，革去了十六个锦衣传奉官的职务，淘汰了十五个旗军校官，又告谕缉查事件的武官，只探察图谋不轨、妖言、人命和强盗这类重要事件，其它诉讼和京城以外的州县的事，不得参与。

不久，事情多交给镇抚司处理，镇抚舆内侍勾结在一起，心计巧妙符合皇帝心意。

遇上太监崔文不法获利的事情败露，皇帝将此案下达刑部审理，不久又下内旨送到镇抚司。

尚书林俊说：“祖宗当朝时，将案件交给法司，事情无论大小，都让他们公平审理。

自从刘瑾、堡奎掌握大权以后，专门信用镇抚司，玩弄文字、编造冤狱，法纪受到极大的破坏。

改行善政实施教化执法就从今天开始，不宜再因为小事而枉曲法律了。”皇帝不听。

林俊又说：“这条路一开，只怕以后有了大罪，案犯就攀附关系，设法由宫内降旨来免于问罪，这实在是一条通往混乱的路。”御史曹怀也进谏说：“朝廷只信用一个镇抚，那么法司的官署都可以空曹，刑官都成为冗员了。”皇帝都不听。

六年，侍郎张璁等说：“祖宗设置三个法司来纠治官府的邪恶，公平地决断诉讼。

设置束厂、锦衣卫，是用来缉拿盗贼，纠察违法乱纪的人。

建议从现在起，审理贪官冤案还是责成法司来办，如果有徇情枉法的，就让厂卫来监察。

盗贼和违法乱纪的人，还是责成厂卫缉拿，然而也必须送到法司拟定判词。”皇帝下诏按此建议施行。

可是卫司武官到监狱提人仍旧肆无忌惮。

给事中蔡经等人弹劾其弊端，希望皇帝不再派他们去提人。

尚书胡世宁请求采纳他们的意见。

詹事霍韬也说：“诉讼案件交付给三法司就够了，锦衣卫却又来横加阻挠。

过去汉光武帝崇尚名节，宋太祖刑法不加在士大夫身上，而后忠义之士争着为他们献节效命。

士大夫有罪就打入刑徒之中，这是羞辱他们。

犯了大罪，废黜他、诛杀他都可以，便叫武人群起逮捕，揭去帽子脱掉衣裳，套上桎梏。

早上还在清贵之列，晚上就身陷囹圄，刚强雄壮之心，挫损几尽。

等到复核为无罪，就戴上官帽束好腰带，立在朝拜的队伍中。

强悍武夫看着官员指指点点：‘某人，我凌辱过他。

某人，我抓了他，捆了他。

’小人无所顾忌，君子却会由此改变行为。

这就是豪杰产生隐居山林的想法，而变故之后很少有人保持气节的原因。

希望从现在起束厂不再参与朝参仪式，锦衣卫不再主管诉讼审判。

士大夫犯罪、谪贬、撤职和诛杀，不要加以笞打杖责，不上枷锁镰铐，以便培养廉耻之心，振作精神，激励气节。”皇帝认为霍韬在职权之外乱说，不釆纳他的意见。

按照祖宗制度，每当朝会的时候，厂卫长官率领下属和校尉五百名，列队侍立在奉天门下纠察礼仪。

凡是不合礼仪的人，立即剥下他的衣服，取去官帽，抓起来关进镇抚司监狱，杖责之后予以释放，所以霍韬说到这些事。

等到万历年问，朝仪有过失的官员纔不关进监狱了，只罚扣他的俸禄而已。

世宗讨厌张鹤龄和张延龄，为非作歹的刘柬山等人于是诬告二人有邪毒诅咒行为。

皇帝大怒，把二人关进钦犯监狱，刘束山趁势株连牵引自己平素不喜欢的人。

卫使王佐打探到实情，根据诬罔律条反坐刘束山罪。

王佐于是枷刘束山等人于阙门之外，不到十天，这帮人全部死亡。

人们将王佐和牟斌相比。

牟斌是弘治年间的指挥。

李梦阳弹劾张延龄兄弟犯法之事，关进监狱，牟斌比附轻罪处理，使其得以免死。

世宗中期，卫使陆炳作恶，与严嵩朋比为奸，而倾轧夏言。

然而皇帝多次制造大案件，陆炳又常保全了他们，所以士大夫并不怨恨陆炳。

万历年问，提意见和触忤矿税宦官的臣子，都打入钦犯监狱。

刑科给事中杨应文说：“被逮捕的监察主管郡守县令和平民有一百五十多人，虽然已经拷问，还没有送到法司定罪。

监狱禁闭森严，水火不入，疫疾毒疠之气，充斥牢房。”卫使骆思恭也说：“每年举行熟审，时间都在个满以前。

现在两年没有举行热审了，镇抚司监狱里的犯人将近两百个，多抛掷瓦片发泄冤气。”镇抚司陆逵也报告：“监狱里的囚犯心怀怨恨，有的拿jj剁了自己的手指头。”皇帝一律不予回应。

不过这时候告人隐私的风潮已经衰减，被拘捕的大臣不多。

万历末年，抓捕诸臣的政策稍宽，锦衣卫监狱渐渐空虚了。

旦尔耕、许显纯在熹宗时当魏忠贤的义子，其死党孙云鹤、杨寰、崔应元辅助他们，拷打杨涟、左光斗这些人。

犯贪脏罪的立定期限按规定交款，两天为一个期限，交款不按期限的，受全刑。

所谓全刑即上枷械，上镰，棍击，拶指和上夹棍。

五毒俱全，受刑者呼号之声沸天，血肉溃烂，辗转求死而不得。

许显纯则叱咤如常，若无其事，然而必须依魏忠贤的指令行事，魏忠贤所派遣的听记之人未到，许显纯不敢审讯。

一天晚上，叫囚犯们分开到不同监房住宿。

于是狱卒说：“今天晚上有人该壁挺了。”壁挺，狱中指死亡。

第二天，杨涟被处死，左光斗等都按次序被锁住头颅拉死。

每一个人死后，都停放几天，纔用苇席裹尸抬出牢门，蛆虫把尸体都蛀烂了。

狱中事件隐秘，囚徒家属甚至连亲人死亡的日子都不知道。

庄烈帝擒拿诛杀魏忠贤逆党时，冤死者的家属后人望着狱门呼天抢地哀号，写祭文来祭奠。

皇帝听了也哀戚。

自从刘瑾始创戴立枷以后，锦衣卫监狱经常使用它。

神宗时，御史朱应毂详陈其惨状，请求废除，皇帝不听从。

到了魏忠贤手上，更制造大枷，又设了断脊、断指、刺心的酷刑。

庄烈帝问左右近臣：“为什么要创制立枷？”王体干回答：“用来惩罪大奸大恶而已。”皇帝面有愁容地说：“虽然如此，到底还是可怜。”魏忠贤为之有所畏惧。

柬厂的祸害，到魏忠贤时达到极点。

然丽厂卫没有不互相勾结的，案情的轻重，厂能从官内得到消息。

而外廷有抵触不合的案子，锦衣卫就由东西两司房搜访缉拿，北司严刑拷问，罪状罗织周密，然后纔送交法司。

即使是东厂抓捕的人，也必须移交给镇抚司再审讯，然后刑部纔拟定判决。

因而厂的势力强大，锦衣卫就依附于厂；厂的势力稍弱，卫就反过来盛气凌厂。

陆炳缉拿司礼李彬和东厂马广隐秘之事，都问成死罪，因为陆炳深得内阁严嵩的心意。

后来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强盛，内阁势力日渐削弱，阁臣反而比厂的地位低下，而卫使没有不争相趋附厂官，甘心为其奴仆。

锦衣卫人员有功升迁授勋卫、任子、科目、功升，共四种。

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于充任锦衣卫。

万历初年，刘守有以名臣子弟的身份主持锦衣卫，此后文官子弟都乐于在卫裹任职。

士大夫与他们交往，案子紧急时，多依靠他们的力量。

刘守有的儿子刘承禧和昊孟明就是其中最有名的。

庄烈帝对群下多疑，王德化掌管束厂以惨毒峻刻辅佐他。

昊孟明掌管卫印，不时有所宽纵，但是观望东厂的脸色，不敢违抗。

而镇抚梁清宏和乔可用朋比为奸。

凡是缙绅之家，总有几个人来往，会留下把柄。

所以通常很晚纔起床，早早就关大门，不敢两人在一起对谈。

旗军校官临门如同遭大盗抢劫，官员就是窝藏赃物的囊橐，钱财均分。

京城中有奸细潜入，那些做工的人和贩卖的人私下被流寇派遣，没有一个举发，而高门富豪局促不安，没有宁日。

那些狡黠的歹徒恣意请托人办事，稍有连逆，就捏造事实诬陷，罗织罪名，摘取片言只字，就可以株连达十几个人。

姜垛、熊开元下狱后，皇帝谕令掌卫骆养性悄悄杀了他们。

骆养性将皇帝的指令泄露了出来，并说：“这两个臣子应当处死的话，应交付给有关部门，写出他们的罪行，使天下人明白。

假若秘密派臣去杀了他们，天下人和后世会说陛下是什么样的人主？”适逢大臣们也多替姜垛等人说好话，于是二人得以长囚狱中。

这是骆养性值得称道的地方，可是在其它事情上，骆养性也多有肆虐。

锦衣卫旧例有论功行赏，只有缉拿圆谋反叛的人有赏。

后来假冒滥赏无度，所报的功一百个没有一个是真的。

官吏百姓困苦重重，而厂卫上奏请求要什么就给什么。

隆庆初年，给事中欧阳一敬极力陈述这种做法的弊病，说：“侦缉事件的官校，其势力容易办，而又各按类计算其拿获立功的次数，作为升等授勋的根据。

那磨凭着可以达到的权势，邀必然获得的功勋，屈人利己，什么不能做出来？有的在强盗自首免罪之后，故意命令强盗多多牵连平民来充数；有的囊括人家家产说是强盗的赃物，裹挟市井豪强作为人证；有的暗地里伪造图书，携带在身上假造妖书批语，用妖言假印的律条诬陷别人；有的根据姓名相似，不清不楚地就把人抓起来；父亲诉说儿子孝顺，反而判其儿子忤逆之罪。

所以谁家被缉访，俗言叫刬，毒害之烈由此可知。

请求从今以后定下制度，机密和重要的事情，关系到宪令大典，厂卫依惯例上奏请求。

那些案情不明，尚未审议的，一定要等法司详拟出判状以后，方给记功。

仍救命兵部和刑部查问明白，再请求皇上下旨予以升赏。

缉拿了人来而未能立案的，不准假冒破案以求升赏。

至于其它诉讼案件，一概不得插手，以免侵犯司法部门的事务。

若案子不能成立，而锦衣卫官校和镇抚司将人拷打成重伤，乃至死亡，允许司法机关查治。

法司若纵容隐瞒附和，则听凭科道官参与查验。

像这样则功劳一定会核实，缉访的材料一定会合乎事实，而冤枉无辜和滥施刑法就可以杜绝了。”当时皇帝不能采用他的建议。

宦官同法司一起审录罪囚，始于正统六年，皇帝命令何文渊、王文审理行在所的疑案，叫他们与宦官兴安一同进行。

周忱、郭瑾到南京去审案，皇帝敕命也这样做。

当时虽然还没有定出五年一次大审的制度，而南北两京的宦官得以参与三法司的审判案件。

景泰六年，皇帝命令太监王诚会同三法司复审北京的罪案，未审南京罪案的原因，是发生了天灾而创例。

成化八年，皇帝命令司礼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到两京参加会审，而各省派遣恤刑使的任务，也在这年定下来。

十七年辛卯，命令太监怀恩同法司一起审录罪囚。

此后审录一定耍在丙年和辛年进行。

弘治九年，不派宦官参与审案。

十三年，因为给事中丘俊进言，又命令太监参加会审。

凡是会审之时，太监带着皇帝的敕令在大理寺张开黄盖，搭一个三尺高的台子，自己坐在中间，三法司的官员们坐在左右两边，御史、郎中以下的官员捧着案牍站在那里，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地奔走效劳。

三法司检查已定的案子，如果有量刑出入轻重不当，一律看宦官的旨意行事，不敢违抗。

成化时，会审有一案，弟弟帮助其兄斗殴，杀死了人，太监黄赐想减刑处理。

尚书陆瑜等人坚持不同意见，黄赐说：“同室的人相斗，尚且披着头发戴上帽子去解救，何况兄弟呢？”陆瑜等人不敢驳难，终于枉法判决。

万历三十四年大审，御史曹学程因为向皇帝进言而久久拘押在狱中，群臣请求宽赦他，皇帝统统不允许。

刑部侍郎沈应文代理尚书之职，联合都察院和大理寺的长官，写书面意见送到太监陈矩手上，请求他饶恕曹学程的罪过。

然后会审，案子判定后，署名同奏。

陈矩又私下启禀皇上，说曹学程的母亲年老值得关怀。

皇上终于松动，释放了曹学程。

这件事情很好，而可见太监的权力达到如此地步。

锦衣卫的卫使也能参加法司在午门外进行的审讯，以及秋后承天门外的会审，但是不参加大审。

每年处决犯人后，用图文将每个囚犯的罪状张布在锦衣卫的外墙上，叫人们观看反省。

奉诏命复审过犯人的宦官，死了以后其墓殿上要画上壁画，图中太监坐北朝南，旁边是司法机关的堂上官员，以及御史和刑部郎领着囚犯鞠躺听命的情况，以为荣耀昭示后世。

成化二年，命令宦官监斩强盗宋全。

嘉靖年间，宦官犯法，诏令免于逮捕审讯，只下交给司礼监处理。

刑部尚书林俊说：“宫府是一体的，宫中宦官犯法，应下交司法机关审判，验明其罪并公正处理，不应当废弃了祖宗的制度。”皇帝不听。

按照太祖的制度，宦官不得识字、干预政务，祇不过充任宫中扫除之役而已。

洪武末年焚烧了锦衣卫的刑具，大概是表示永不再用。

而成祖违反了这个规定，终于给子孙留下大祸患，君子为此而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