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后来随着东京商业的繁荣，以及河中府的稳定，财政的收入增加，才令他们中不少人觉得这可能是未来的出路，这才开始重视起公检法来。

但他们重视公检法，追求的还是要改善财政。

其实每个官员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这场斗争的胜败不是在于，双方在一年内公平公正处理了几桩案件，而是财政，谁能为中央财政减负，那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就是这么简单。

赵顼信任张斐，也不是因为公检法，而是因为潜龙勿用这个计划。

既然目标非常明确，且非常简单粗暴，那就往这方面狠狠地干。

所以京东东路的官员们，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将所有的青苗钱全部借贷出去，争取最大的利润，这可都是政绩。

但要是平时这么干，那这自然会弄得怨声载道。

那些官吏、大地主可没有这么好说话。

不过早在汴梁试行免役法时，王安石、吕惠卿就已经开始对此布局，就是利用汴梁权贵的恐慌情绪，去威胁其它地区的官员。

你们要不支持我的新政，自主申报和税务司就会上门。

虽然免役法在汴梁取得成功，但王安石心里非常清楚，这么做下去，新政将完全受制于司马光的司法改革。

然而，司马光他们搞司法改革，就是为了反对新政的。

与一个反对改革的人去推行改革，别人不知道，但王安石肯定是没有这么傻，他从未想过要将汴梁免役法的成功推向全国。

可在当时，他的威胁论，其实效果一般。

因为很多人认为，就是你王安石将我们这些特权人士纳入到免役税中，你要不纳入进去，什么申报都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你才是罪魁祸首，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吗？

当时反对新法的官员依旧是与日俱增。

但是随着公检法在河中府推行后，地方官员渐渐意识到，这司法改革才是最可怕的，一旦官员失去司法大权，别说这权力和金钱，就连性命都成问题，随时可能面临检察院方面的起诉，而他们的关系，是完全行不通的。

当然，他们能够这么快得知河中府的情况，也是吕惠卿他们努力的结果。

二者一比，新法真香。

因为司法改革是要限制和分割官府的权力，同时引入一波新人入场，而王安石的司法改革，其实走得还是法家路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要加强官府的权力，只是会打击到士绅阶级的利益。

简单来说，司法改革对于官员们而言，是纯粹的损失，而新法对于官员们而言，只是得失之间的取舍。

必然是选新法。

当然，这部分官员是没有范仲淹他们那种坚定的政治理念，他们之前就是保守派的那帮人，捍卫的是自身权益，在这基础上，他们才会考虑到国家利益。

然而，如范存入、苏辙、苏轼他们这些人，个个都是心怀抱负，有着很坚定的政治理想，他们就宁可受到司法改革的束缚，也不愿意向新法妥协。

但这一类人毕竟是少数，由于大多数地方官员都支持，这个青苗法在京东东路推行的非常迅速。

很快就抵达登州。

登州的情况也跟济南府差不多，先是面向乡村放贷青苗钱，如果借出去的钱不多，官府再联合乡绅、地主，分摊这青苗钱。

范纯仁得知之后，立刻就此提起上诉，这跟青苗法的规定不一样，但跟他预想中的是一模一样。

然并卵。

官府不可能判自己违法，直接表示这是官府政令，你们司法无权干预。

再加上那些大地主、乡绅也不是说完全是被逼的，虽然他们也有些郁闷，但也都是自己点头答应，到底官府也只是给他们的是两分利，只要以两分利放出去，不亏就行。

这总比税务司来要好！

相反，河中府的情况，就大不一样。

韩绛的到来，确实重振官府威望，但也就是一个波峰，很快就过去，青苗法直接就变成以工代赈。

真正拿抵押物借钱的人，都跑去马家解库铺。

相比起官府而言，大家还是更喜欢与商人合作，至少地位上大家是平等。

这声势是远不如京东东路，就还是如平常一样，没有掀起太多波澜，只是大家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节奏在变快，大家都急着挣钱。

尤其是官府开始对外发放小面值的盐钞，进一步加剧这种现象。

商人、富户压抑多年的情况，终于在公检法的庇佑下，开始爆发。

以往大多数商人也不敢这么嚣张的挣钱，除非你有关系，否则的话，官府肯定会上门的。那些富户就更加可怜，为了躲避衙前役，不但将土地卖了，还不惜自残身体，与父子断绝关系，等等。

马家解库铺出来之后，这土地交易就在迅速激增。

有些人要本钱做买卖，那就卖土地，有些人想成为地主，那就买土地。

可是，这表面的平静下，却暗藏着危机和更加尖锐的矛盾。

这些人都不傻，他们心里非常清楚，青苗法那不过是欲盖弥彰，根本不值一提，真正的威胁始终是税务司，他们也没有过多去关注青苗法的执行，而是在想办法躲避税务司。

河道上，一艘小舟缓缓驶过，仓里坐着二人。

其中一人道：“我们税务司的人都是靠奖金过日子，大家早就划分好区域，免得查到一块去了，谁也不想将自己的奖金分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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