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并没有如期在二〇〇九年的夏天开拍，因为我太低估了电影筹备的细功夫，以及太高估了业界支持我的力量（或者应该说，我高估了业界评估这部电影成本回收的能力），一切进展并不如我所想像的电光火石水到渠成。

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新导演，我非常需要一个很厉害的摄影师协助我，但所有知名的摄影师不是说没有时间、就是觉得电影题材与他们过往的拍摄风格不适合而拒绝我。我有点受伤。

遇到了困难，我很挫折，但没有挫折到想逃跑。

有一个人说：“说出来会被嘲笑的梦想，才有实践的价值，即使跌倒了，姿势也会非常豪迈。”这个人，偏偏就是我自己。

电影触礁，但只要我不放弃，这艘名为梦想的船就不会搁浅。

我持续努力筹措一切，我着手面试所有的主要演员，亲自挑选片段剧本请面试的演员以真才实料的表演试镜，我在底下看着所有人的表演，琢磨他们在画面上的感觉。

我以旧班底为主筹组剧组，确认主要工作人员，自己不断来回彰化台北确认主要场景精诚中学的拍摄合作条件，与两个执行导演好友有事没事就在我家开剧本会议嘴炮照旧，我依然在校园演讲最后十分钟加入这一段：“我即将在二〇一〇年夏天，拍摄电影长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电影会在彰化拍，因为故事发生在彰化，电影会在精诚中学拍，因为故事发生在精诚中学，我的电影不打折扣，因为我的青春……不打折扣！”

我说得很热血，这时现场的听众还是会给我相当热烈的掌声。

在台上我一边接受着鼓舞，却也暗暗担心，这一切如果还是失败，大家只会知道我失败了，却不会知道我的确付出了努力——结果论就是一切，失败就是失败，失败的梦想等于一场嘴炮。乡民文化我洗礼已久。

幸好，我不只很努力，不只很幸运，而且相当的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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