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单单是高青子的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和那点紫暗中授意也就罢了，无非是高雅的引诱而已，更要命的是，这样的做法不是高青子的创意，而是沈从文的小说《灯》中的一个情节。梳理一下：沈从文写了一本小说，里边的女子为了自己心爱的男人而模仿他笔下的女主人公的样子打扮自己；看到小说的高青子依照这个情节模仿了沈从文笔下另一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的样子来打扮她。可以想象这能给沈从文带来怎样大的满足感与征服感：自己的作品得到一个如此完美的女人如此慧心、如此别致、如此唯美的认可，而且，她爱的是沈从文，而非沈从文写的信！
张兆和并没易志，沈从文却有了二心。
女人想做个小三，真的不难，似乎女人稍有心计男人就难以招架。曾被美国以人质交换的方式送回俄罗斯的美女间谍透漏了这样一个工作要领：她说每次她想俘获一个男人的心时，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想象成女人版的那个男人！说得极透彻。恐怕每一个男人都期待一个红颜知己吧，或者哪怕只是知己也可以，有思想的男人更是如此。
对一个有妇之夫以这种方式暗示些什么，高青子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相反她认为这是高尚的唯美的又有点凄凉的爱情。她写了一本小说：《紫》，发表在1935年末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上，讲述的故事就是一个男人在有了未婚妻之后又爱上了一个叫做璇若的女子，与两个女人演绎了一段徘徊、矛盾的凄美故事。文章就是沈从文的现实写照：甚至连主人公辗转的城市路线都与沈的人生旅历不谋而合。
沈从文自然知道高青子的心思，他帮高青子修改《紫》的文字，又鼎力相助使其和其它五篇小说集结成《虹霓集》出版。他介绍高青子来到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方便二人交往。他写了很多小说回应高青子，署名常常是“璇青”，璇若的璇，高青子的青。而此时的张兆和，正在寒冷的北平，或许在读沈写给自己的信吧。
而这一切，沈从文并不瞒着张兆和。他还在北平时就早已坦然地告诉兆和自己横溢的情感，有能力去爱不止一个女人，说这话时，他们的儿子刚刚出生。张兆和当时的反应已经无从得知了，想必不会是积极的。她独自回到苏州娘家，沈从文继续写信，内容却是诉说自己对高青子的爱慕。
林徽因搞了一个“太太客厅”，沈从文常常流着泪跑到林家向她倾诉。沈从文、张兆和、高青子的故事不比林徽因、陆小曼、徐志摩、梁思成的更纠结，林作为沈的母亲般的知音骂他、劝他、和他谈人生、人性。林徽因说：“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迷茫不知所措。”过来人，说话总到点上！
男人是多么奇怪的东西：苦苦追求一个女人五年到1933年9月9日，婚后的第四个月1934年1月时还在南下的船上写“三三……我一个人在路上，看什么总想到你。”却在1935年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出轨了。算来距离两人相识刚好七年。且更奇怪的是，他不隐瞒自己的情感，反而就在他和高青子在昆明交往日密的时候，还日夜盼望着张兆和能来到自己身边，甚至还因张的回避而怀疑后者如自己一样“在北平有一个同情你，而你也关心他的人”。
七年之痒终须另一个七年才能复归平静。1942年，高青子选择了她在《紫》里写给璇若的结局：就像一颗流星匆匆划过天空！她选择了退出，嫁了个工程师，从此再不写作。
1946年，沈从文为纪念结婚13周年创作了同名小说《主妇》，回望自己十多年的情感经历。之所以在第十三年时写下这些，或许是因为自己是女神的青蛙13号吧。
国家国家，国的波澜又起，家的风浪难平，接下来，一个时代的悲剧暴露出沈从文与张兆和最终的不幸……
1948年，他教过而且相当欣赏的学生贴出大字报痛批沈从文的作品颓废，杂志上也严厉地批评他为“奴才主义者”，作品是“桃红色文艺”。沈从文或许未必在内心深处害怕这些指责，但是，他也觉得：即使“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放下”了。可以想象，此时的沈从文有多么渴望获得别人的理解，尤其是来自张兆和的，可是……哎……
沈从文换上了忧郁症，搬到清华园疗养。他写信说：“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我并不疯”，就是在沈从文这样状态的时候，张兆和依然没有陪沈从文一块儿来到清华园，甚至不曾去看望他，只是书信往来。沈从文忧郁症愈后，几年的时间里两个人都不曾住在一起，每晚沈去张兆和那里吃晚饭，带回第二天早、午的饭食。回来后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啃着豆渣馒头做研究，屋外北京的冬夜奇冷无比……
新中国成立了，新的时代来了。
每个人都欣欣向荣，踏上新节拍，张兆和做了“穿列宁服的干部”，沈从文又病了，神经病！家人觉得得什么病不好，非要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就是对伟大领袖、思想问题诊疗专家的否定。沈从文彻底地孤独无助了。他找到丁玲，这个曾与他那么密切，曾容他像孩子一样扑到自己怀里哭泣的大姐，此时正春风得意。两人见面，沈从文“如同被一位相识的首长客气的接见”，暖融融的大房间里满是礼节性的冷漠气氛。
沈从文在家中割开手腕及颈上血管，喝下煤油。血液混着煤油从体内汩汩流出的时候，沈从文的眼前浮现的是1928年那个走在校园里的“笑话”吗？如果是，这个“笑话”在对他暖暖地笑着呢，还是冷冷地看着？或许，他脑海中闪过的是凤凰古城竹楼簇拥下淫雨霏霏打湿的石板路吧，恰好来拜访的堂弟发现了半昏迷的沈从文，他不停地、惊恐地说：“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
不能不承认，女人的狠狠过所有男人，即便没有爱情，相依相伴这么多年之后，总应有些亲情在吧。但是张兆和的冷静，或者说冷漠，嗯……冷酷最接近，到了极点。在沈从文刚刚被抢救过来并从精神病院出院之后，张兆和就为了适应新生活，去华北大学深造了。沈从文“不能再为自己写作、用他觉得有意义的方式写作”，于是坚决放下手中的笔，而张兆和却以为他害怕批评家的批评了，“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张兆和这样想，不无道理，她所看到的沈从文的一切，全是自卑。殊不知，这自卑，只在张兆和面前才跟着沈从文。
沈从文是勇敢而顽固的，他坚决辍笔了，开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听普契尼和威尔第的音乐，研究古代漆器、丝绸、唐宋铜镜和明朝织锦的华美图案，写书写文章谈论的都是建筑、装饰、服饰和民间艺术。而张兆和，穿列宁服的好干部，做了《人民文学》的编辑。
文革那段岁月里，嗯……
1985年，一位女记者采访沈从文，得知他在文革中干的是打扫女厕所的活计时，拥住沈的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83岁的沈从文紧紧抱着那拥着自己的胳膊，“哭得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那十年岁月里，对于张兆和以及那个时代……不提也罢！
不管张兆和怎样对待自己，沈从文依然视之为女神。她永远是沈写信的唯一的对象，即便在兆和最不理解自己的时候，从文依然饱含深情地向她写信倾诉。
“四人帮”倒台了，沈从文被调往社科院，分了一套房子，配了车和司机，生活终于平静了。可是，留给张兆和去理解甚至了解一下沈从文的时间也无多了。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把无限的眷恋留给了白发苍苍的三三，留给了柔美的湘西。
1987年和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中列着沈从文，当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问起沈从文这个最有机会的候选人是否仍然在世时，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不幸，笼罩了沈从文整个一生。
张兆和开始整理沈的信件和一些文字，编成《从文家书》。六十多年里，张兆和一直活在一个她虚构的写信人带给她的生活里，从来不曾真正走进过沈从文，也从来不许沈从文走进自己……暮年时，像看别人的故事一样看这个陪着自己走过六十年风雨的男人。
兆和当年的话没错：“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他，这人为地，非有两心互应的永恒结合，不但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从文当年的话也没错：“有幸碰到让你甘心做奴隶的女人，你也就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做奴隶算什么，就算是做牛做马，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
只是，人生，容不得两个人都正确。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对两人之间的婚姻做了一个总结：“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