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注水,是刺激经济的法宝。

因为王浚的野心，幽州这些年相当凋敝，或者说天下都甚是凋敝。

晋朝立国时，司马炎是带头刮起享乐风,而这些享乐的代价,都要落在庶民的头上。

士族的奢华需要更多的人的来供养，他们对商业鄙夷，所以都是以藏匿土地与人口,挖国家的墙角来达成目达,很多农奴,也就是被他们称为家生子的人，甚至可能一生都没有出过庄园。

魏瑾曾经和祖父张华聊天时,就曾经计算过：曹魏之时国家有户籍的人口是六十六万余户,人口在四百四十余万左右。

后来灭蜀，得二十万户,约九十四万人口，而晋朝灭吴,又从东吴得到人口二百三十万，太康年间，晋朝的全国在册人口是一千六百余万。

而要知道的是,她当时按祖父给出的数字和他治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出理论上晋朝的真实人口，应该是接近三千万左右。这意味着至少有一半的户口，都被士族隐藏了。

张华当时听完,一边说与他估算相似，一边叹息孙女为何不是儿郎。

这部份隐藏的人口是得不到商品交易的，他们是庄园经济基础，在庄园里生活，好像没有需求。

但这其实是被压抑住了。

只要有钱，没有人能克制住购买欲，这是人的本能。

同时，贵族的腐化，分封制的倒退，加上小冰河期的南下，天下大乱再所难免，加上铁器和铜器都在战争中被征用，铁做为贵重物品，也拥有了货币的价值。

在钢产量低下且需求强势的情况下，钢钱就是另外一种可以保价的一般等价物，和铜铁区别不大，因此，魏瑾多发货币不但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反而会治疗通货紧缩。

同时，多发货币时，还能稀释士族的财富——这很好理解，当钱不值钱了，那么银行存款的多的人就亏了，而那些月光族与按揭族，会因为工资上涨（当然，工资涨不涨又另外一回事），反而影响不大。

其实解决士族最有效的还是征收直接税，就是像汉武帝收刮天下那样，你家有多少钱，按所得财产征财产税。

但这样刮地皮是不行，因为直接税是直接拔毛，它痛啊，对方是一定会反抗的。

再说，这样征税的后果汉武帝已经给出结果了，那就是在收税进行财产估算时，他手下的贪官酷吏直接找到了权力寻租的法门，造成后果就是差点把汉朝玩完。

但间接税就不一样了，比如出厂就加进去的增值税，这种税蕴含在商品价格里，不明显，也不直接，有钱人买卖消费商品的人多，政府征到的税就越多，穷人买的少，政府也就征的少，也算另外一种的按收入高低征税了。

至于说那种为了买东西借钱贷款之类的，那也是为国贡献啊。

所以，只要多发一些货币，这些治下的贫民，反而会因为得到的工钱多了，收到的粮钱多了，拥有更多的购买力，同时也把挤压的货物消耗掉。

至于那些没有工作又没有土地的穷人——可以出来工作啊，反正如今建城修路，他们对劳动力非常渴求了，但很多农人的种田意识已经刻入了骨子里，他们没有文化，许多甚至数不到一百以外数字，给他们说一年收入多少，他们也想像不来。

对他们来说，再多的钱，好像也就是一时用用，用光了就没了，土地不一样，只要有，只要劳作，就饿不死，就能生活。

这种情况只能慢慢诱导，总会有榜样来改变他们的看法。

当然，如果这些人还是不愿意消费，问题也不大。

因为从一开始，魏瑾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发钱，就是因为南边有琅琊王，有江淮流域的半个中国做为市场。

没有自己发行货币的晋朝，多是用的布帛和粮食交易，而这两种东西无论便携程度还是稳定程度，都被上党的钢钱吊打，粮食可以发潮发霉，布帛品种凡多还可以密织疏织，产生的麻烦不知有多少。

于是在东吴一带的海上贸易风风火火地展开后，大量的钢钱流入南方市场，受到了广泛欢迎。

甚至有船商来北方时，渤海郡刚建不久，货物不足，他没买到，又舍不得空船，便直接带一船钢钱回去，这一船钱居然也大赚了一笔。

当然这赚是指对成本而言，因为比起其它海商带的优质货物所得到的收益，听说第二年再来时，他呕得人都瘦了二十斤。

是以，如今在南方，凡是中小商户，只要能收钢钱的，绝对不收的布帛粮食，至于东吴平时用的那什么一个铜钱当五百个钱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董卓大钱”、蜀国的“直五百铢”这些垃圾，便统统被扫地出门了。

“我也不贪心，”魏瑾算了货物与钱的比值，确定了超发货币的数量，“把这些商品消化下去就好。”

单谦之闻言，抬头看了她一眼。

魏瑾回以微笑。

四眼相对间，小秘书与她心照不宣地各自移开视线。

……

五月，北印度洋刮起了西南风，这是西方商船一年一度的出海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