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项羽定霸后，韩信始出现。汉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曹操定霸后，诸葛亮始出现。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谢康乐有言：“诸公生天虽在灵运先，成佛必居灵运后。”吾观中兴诸大臣，其声望之特达，以李鸿章为最迟，而其成名之高，当国之久，亦以李鸿章为最盛。事机满天下，时势造英雄，李鸿章固时代之骄儿哉！

当咸丰六七年之交，敌氛之盛，达于极点。而官军凌夷益盛，庙算动摇无定，各方面大帅，互相猜忌；加以军需缺乏，司农仰屋，惟恃各省自筹饷项，支支节节，弥东补西，以救一日之急。当此之时，虽有大略雄才，其不能急奏肤功，事理之易明也。于是乎出万不得已之策，而采用欧美军人助剿之议起。先是，洪杨既据南京，蹂躏四方，十八行省，无一寸干净土。历经十年，不克戡定，北京政府之无能力，既已暴著于天下。故英国领事及富商之在上海者，不特不目洪秀全为乱贼而已，且视之与欧洲列国之民权革命党同一例，以文明友交待之，间或供给其军器弹药粮食。其后，洪秀全骄侈满盈，互相残杀，内治废弛，日甚一日。欧美识者，审其举动，乃知其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因确断其不可以定大业。于是英法美各国，皆一变其方针，咸欲北京朝廷，假借兵力，以助戡乱。具述此意以请于政府，实咸丰十年事也。而俄罗斯亦欲遣海军小舰队运载兵丁若干，溯长江以助剿，俄公使伊格那面谒恭亲王，以述其意。

时英法联军新破北京，文宗远在热河，虽和议已定，而猜忌之心犹盛。故恭亲王关于借兵助剿之议，不敢专断，一面请之于行在所，一面询诸江南、江北钦差大臣曾国藩、袁甲三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使具陈其意见。当时，极力反对之，谓有百害而无一利者，惟江北钦差大臣袁甲三（袁世凯之父也）。薛焕虽不以为可，而建议雇印度兵，使防卫上海及其附近，并请以美国将官华尔、白齐文为队长。曾国藩覆奏，其意亦略相同，谓当中国疲敝之际，外人以美意周旋，不宜拂之。故当以温言答其助剿之盛心，而缓其出师来会之期日；一面利用外国将官，以收剿贼之实效。于是朝廷依议，谢绝助剿，而命国藩聘请洋弁任训练新兵之事。此实常胜军之起点，而李鸿章勋名发轫之始，大有关系者也。

华尔者，美国纽约人也，在本国陆军学校卒业，为将官，以小罪去国，潜匿上海。当咸丰十年，洪军蹂躏江苏，苏、常俱陷。上海候补道杨坊，知华尔沈毅有才，荐之于布政使吴煦，煦乃请于美领事，赦其旧罪，使募欧美人愿为兵者数十人，益以中国应募者数百，使训练之，以防卫苏沪。其后屡与敌战，常能以少击众，所向披靡，故官军敌军皆号之曰常胜军。常胜军之立，实在李鸿章未到上海以前也。

今欲叙李鸿章之战绩，请先言李鸿章立功之地、之形势。江浙两省，中国财赋之中坚也。无江浙，则是无天下，故争兵要则莫如武汉，争饷源则莫如苏杭，稍明兵略者所能知也。洪秀全因近来各地官军声势颇振，非复如前日之所可蔑视，且安庆新克复，咸丰十一年辛酉八月，曾国荃克复金陵之势益孤，乃遣其将李秀成、李世贤等分路扰江浙，以牵制官军之兵力。秀成军锋极锐，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皆连陷，浙抚王有龄死之，江苏城邑，扰陷殆遍，避乱者群集于上海。安庆克复之后，湘军声望益高。曩者廷臣及封疆大吏有不慊于曾国藩者，皆或死或罢，以故征剿之重任，全集于国藩之一身。屡诏敦促国藩移师东指，规复苏、常、杭失陷郡县，五日之中，严谕四下。国藩既奏荐左宗棠专办浙江军务，而江苏绅士钱鼎铭等，复于十月以轮船溯江赴安庆，面谒国藩，哀乞遣援，谓吴中有可乘之机，而不能持久者三端：曰乡团，曰枪船，曰内应是也；有仅完之士，而不能持久者三城：曰镇江，曰湖州，曰上海是也。国藩见而悲之。时饷乏兵单，楚军无可分拨，乃与李鸿章议，期以来年二月济师。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有旨询苏帅于国藩，国藩以李鸿章对，且请酌拨数千军，使驰赴下游，以资援剿。于是，鸿章归庐州募淮勇。既到安庆，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

先是，淮南迭为发捻所蹂躏，居民大困。惟合肥县志士张树声、树珊兄弟，周盛波、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自咸丰初年，即练民团以卫乡里，筑堡垒以防寇警。故安徽全省糜烂，而合肥独完。李鸿章之始募淮军也，因旧团而加以精练，二张、二周、潘、刘咸从焉。淮人程学启者，向在曾国荃部下，官至参将，智勇绝伦，国藩特选之，使从鸿章。其后以勇敢善战，名冠一时。又淮军之初成也，国藩以湘军若干营，为之附援，而特于湘将中选一健者统之，受指挥于鸿章麾下，即郭松林是也。以故淮军名将，数程、郭、刘、潘、二周、二张。

同治元年二月，淮军成，凡八千人。拟濒江而下，傍贼垒冲过，以援镇江。计未决，二十八日，上海官绅筹银十八万两，雇轮船七艘，驶赴安庆奉迎，乃定以三次载赴上海。三月三十日，鸿章全军抵沪，得旨署理江苏巡抚，以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此时常胜军之制，尚未整备。华尔以一客将督五百人守松江。是年正月，敌众万余人来犯松江，围华尔数十匝，华尔力战破之，及鸿章之抵上海也。华尔所部属焉，更募华人壮勇附益之，使加训练，其各兵勇俸给，比诸湘淮各军加厚。自是常胜军之用，始得力矣。

松江府者，在苏浙境上，提督驻扎之地，而江苏之要冲也。敌军围攻之甚急，李鸿章乃使常胜军与英、法防兵。合攻松江南之金山卫及奉贤县。淮军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诸将，攻松江东南之南汇县。敌兵力斗，英法军不支，退却，嘉定县又陷，故乘胜欲进迫上海。程学启邀击大破之，南汇之敌将吴建瀛、刘玉林等开城降。川沙厅敌军万余又来犯，刘铭传固守南汇，大破之，遂复川沙厅。然敌犹雄劲不屈，以一队围松江青浦，以一队屯福广塘桥，集于泗滨，以窥新桥。五月，程学启以孤军屯新桥，当巨敌之冲，连日被围甚急。鸿章闻之，自提兵赴援，与敌军遇于徐家汇，奋斗破之。学启自营中望见鸿章帅旗，遽出营夹击，大捷，斩首三千级，俘馘四百人，降者千余。敌军之屯松江府外者，闻报震骇，急引北走，围遂解。苏防解严。

淮军之初至上海也，泰西人见其衣帽粗陋，窃笑嗤之，鸿章徐语左右曰：“军之良窳，岂在服制耶？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至是欧美人见淮军将校之勇毅，纪律之整严，莫不改容起敬，而常胜军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节制矣。当时，曾国藩既已独力拜讨贼之大命，任重责专，无所旁贷，无所掣肘。于是以李鸿章图苏，左宗棠图浙，曾国荃图金陵。金陵，敌之根据地也，而金陵与江浙两省实相须以成其雄，故非扫荡江苏之敌军，则金陵不能坐困；而非攻围金陵之敌巢，则江苏亦不能得志。当淮军之下沪也，曾国荃与杨载福、彭玉麟等，谋以水陆协进，破长江南北两岸之敌垒。四月，国荃自太平府沿流下长江，拔金柱关，夺东梁山营寨，更进克秣陵关、三汊河、江心洲、蒲包洲。五月，遂进屯金陵城外雨花台，实李鸿章解松江围之月也。故论此役之战绩，当知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淮军之平全吴，奏肤功，亦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由曾国荃等捣其巢穴，使其雄帅骁卒，有狼顾之忧，而军锋不得不挫顿。东坡句云：“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同治元、二年间，亦中国有史以来之一大观矣。

李秀成者，李鸿章之劲敌，而敌将中后起第一人也。洪秀全之初起也，其党中杰出之首领，曰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当时号为五王。既而冯、萧战死于湖南。杨、韦金陵争权，互相屠杀。石达开独有大志，不安其位，别树一帜，横行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诸省。于是，五王俱尽。咸丰四五年之间，官军最不振，而江南之敌势亦寝衰矣。李秀成起于小卒，位次微末，当金陵割据以后，尚不过杨秀清帐下一服役童子。然最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故洪氏末叶，得以扬余烬，簸浩劫，使官军疲于奔命，越六、七载而后定者，皆秀成与陈玉成二人之力也。玉成纵横长江上游，起台飓于豫、皖、湘、鄂。秀成出没长江下游，激涛浪于苏、杭、常、扬，及玉成既死，而洪秀全所倚为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驭下，能得士心，故安庆虽克服，而下游縻烂滋甚。自曾军合围雨花台之后，而于江苏地方，及金陵方面之各战，使李鸿章与曾国荃费尽心力，以非常之钜价，仅购得战胜之荣誉者，惟李秀成之故。故语李鸿章者，不可不知李秀成。

李鸿章自南汇一役，根基渐定，欲与金陵官军策应，牵制敌势，遂定进攻之策。是岁七月，使程学启、郭松林等攻青浦县城，拔之。并发别军，驾汽船渡海，攻浙江绍兴府之余姚县，拔之。八月，李秀成使谭绍??拥众十余万，犯北新泾。刘铭传邀击大破之，敌遂退保苏州。

其月，淮军与常胜军共入浙江，攻慈溪县，克之。是役也，常胜军统领华尔奋战，先登，中弹贯胸，卒，遗命以中国衣冠殓。白齐文代领常胜军。

是岁夏秋之交，江南疠疫流行，官军死者枕藉。李秀成乘之，欲解金陵之围，乃以闰八月选苏州、常州精兵十余万，赴金陵，围曾国荃大营，以西洋开花大炮数十门，并轰击十五昼夜，官军殊死战，气不稍挫。九月，秀成复使李世贤自浙江率众十余万，合围金陵，攻击益剧。曾国藩闻报，大忧之，急征援于他地。然当时江浙及江北各方面之官军，皆各有直接之责任，莫能赴援。此役也，实军兴以来，两军未曾有之剧战也。当时，敌之大军二十余万，而官军陷于重围之中者，不过三万余，且将卒病死、战死及负伤者过半焉。而国荃与将士同甘苦，共患难，相爱如家人父子，故三军乐为效死，所以能抗十倍之大敌，以成其功也。秀成既不能拔，又以江苏地面官军之势渐振，恐江苏失而金陵亦不能独全，十月遂引兵退，雨花台之围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