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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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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远 同 二三 五五 一八 二三 二三 光绪九年

平远 同 二二 一五 一四五 一一

超勇 同 一三五 二四 一五 一八 一三 光绪七年

扬威 同 一三五 二四 一五五 一八 一三 同

镇东 炮船 四四 三五 八 五 五五 光绪五年

镇西 同 四四 三五 八 五 五五 同

镇南 同 四四 四四 八 五 五五 同

镇北 同 四四 四四 八 五 五五 同

镇中 同 四四 七五 八 五 五五 光绪七年

镇边 同 四四 八四 八 五 五五 同练习舰

康济 同 一三 七五 九五 一 一二四 光绪七年

威远 同 一三 八四 一二 二 一二四 光绪三年补助舰

泰艾 同 一二五八 六 一 五 一八 光绪二年

镇海 同 九五 四八 九 五 一同治十年(1871)

操江 同 九五 四 九 五 九一 同治五年

湄云 同 五七八 四 九 四 七 同治八年

附:水雷船船名 船式 吨数 速力

左队一号 一等水雷 一八 二四

同二号 同 同 一九

同三号 同 同 一九

右队一号 同 同 一八

同二号 同 同 一八

同三号 同 同 一八

直隶练军淮勇表

当中日战事时代,直隶练军、淮勇二万余人,其略如左:

军队 营数 人数 将领 驻地

盛军 一八 九 卫汝贵 小站

铭军 一二 四 刘盛休 大连湾

毅军 一 四 宋庆 旅顺口

芦防淮勇 四 二 叶志超、聂士成 芦台、北塘、山海关

仁字虎勇 五 二五 聂士成 营口合计四十九营二万五千人之间

李鸿章注全副精神以经营此海陆二军,自谓确有把握。光绪八年,法越肇衅之时,朝议饬筹畿防,鸿章覆奏,有“臣练军简器,十余年于兹,徒以经费大绌,不能尽行其志,然临敌因应,尚不至以孤注贻君父忧”等语,其所以自信者,亦可概见矣。何图一旦中日战开,艨艟楼舰,或创或夷,或以资敌,淮军、练勇,屡战屡败,声名一旦扫地以尽,所余败鳞残甲,再经联军津沽一役,随罗荣光、聂士成同成灰烬,于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三十年所蓄、所养、所布画,烟消云散,殆如昨梦。及于李之死,而其所摩抚卵翼之天津,尚未收复,呜呼!合肥,合肥,吾知公之不瞑于九原也。

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事偾机,贻误大局,此其一因也。又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惟知筹饷,而不知有饷之本原,故支支节节,终无所成,此又其一因也。下节更详论之。

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斫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虽然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尝观其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云:臣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士,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中略)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一二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云: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遁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臣于洋务涉历颇久,闻见较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又云: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可以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其言沉痛,吾至今读之,则泪涔涔其承睫焉。夫以李鸿章之忠纯也若彼,其明察也若此,而又久居要津,柄持大权,而其成就,乃有今日者,何也?则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国民;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民政。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李鸿章而不知此,不忧此,则亦已耳。亦既知之,亦既忧之,以彼之地位,彼之声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造舆论,以呼起全国。而惜乎李之不能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虽然,事易地而殊,人易时而异,吾辈生于今日,而以此大业责李,吾知李必不任受。彼其所谓“局外之訾议,不知局中之艰难”,言下盖有余痛焉。援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李固咎无可辞,然试问今日四万万人中,有可以造世界之资格者几何人哉?吾虽责李,而必不能为所谓拘谨之儒,取巧之士,囿于章句,狃于目前者,稍宽其罪,而又决不许彼辈之随我而容喙也。要而论之,李鸿章不失为一有名之英雄,所最不幸者,以举国之大,而无所谓无名之英雄,以立乎其后。故一跃而不能起也,吾于李侯之遇,有余悲焉耳。自此章以后,李鸿章得意之历史终,而失意之历史方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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