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圆朗据海岱,或说之曰:“有刘世彻者,才略不世出,名高东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挥可定。”圆朗使迎之。世彻至,已有众数千,圆朗使徇谯、杞,东人素闻其名,所向皆下。
裘甫乱浙东,朝廷遣王式往讨,其党刘 劝甫引兵取越,凭城郭,据府库,循浙江筑垒以拒之,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过大江,掠扬州,还修石头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别以万人循海而南,袭取福、建,则国家贡赋之地,尽入于我矣。甫不能用。
高骈之将毕师铎攻骈,乞师于宣州秦彦,彦兵至,遂下扬州。师铎遣使趣彦过江,将奉以为主。或说之曰:“仆射顺众心为一方去害,宜复奉高公而佐之,总其兵权,谁敢不服?且秦司空为节度使,庐州、寿州其肯为之下乎?切恐功名成败未可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过江,彼若粗识安危,必未敢轻进,就使他日责我以负约,犹不失为高氏忠臣也。”师铎不以为然,明日,以告郑汉章,汉章曰:“此智士也。”求之,弗获。
王建镇成都,攻杨晟于彭州,久不下,民皆窜匿山谷,诸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往说其将王宗侃曰:“民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从而掠之,与盗贼无异。旦出淘虏,薄暮乃返,曾无守备之意,万一城中有智者为之画策,使乘虚奔突,先伏精兵于门内,望淘虏者稍远,出弓弩手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又于三面各出耀兵,诸寨咸自备御,无暇相救,如此能无败乎?”宗侃矍然。先成为条列七事为状,以白王建,建即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之民,竞出如归市,浸还故业。
观此五者,则其他姓名不传,与草木俱腐者,盖不可胜计矣。
易卦四德《易》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唯《乾》、《坤》,为能尽之。若《屯》、《随》二卦,但大亨贞。《临》、《无妄》、《革》三卦,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贞者十一,《蒙》、《同人》、《离》、《咸》、《兑》、《恒》、《遁》、《萃》、《涣》、《小过》、《既济》也。元、亨、利者一,《蛊》也。利、贞者八,《大畜》、《大壮》、《明夷》、《家人》、《中孚》、《蹇》、《损》、《渐》也。亨、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升》、《鼎》也。亨、利者五,《贲》、《复》、《大过》、《异》、《噬嗑》也。亨者九,《小畜》、《履》、《泰》、《谦》、《节》、《坎》、《震》、《丰》、《未济》也。利者五,《讼》、《豫》、《解》、《益》、《夬》也。贞者四,《师》、《比》、《否》、《颐》也。唯八卦皆无之,《观》、《剥》、《晋》、《睽》、《姤》、《归妹》、《井》、《艮》也。若以卦象索之,如《剥》、《睽》、《姤》犹可强为之辞,他则不复容拟议矣。
孙坚起兵董卓盗国柄,天下共兴义兵讨之,惟孙坚以长沙太守先至,为卓所惮,独为有功。故裴松之谓其最有忠烈之称。然长沙为荆州属部,受督于刺史王睿。睿先与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及睿举兵欲讨卓,坚乃承案行使者,诈檄杀之,以偿囊忿。南阳太守张咨,邻郡二千石也,以军资不具之故,又收斩之。是以区区一郡将,乘一时兵威,辄害方伯、邻守,岂得为勤王乎?刘表在荆州,乃心王室,袁术志于逆乱,坚乃奉其命而攻之,自速其死,皆可议也。
孙权封兄策孙权即帝位,追尊兄策为长沙王,封其子为吴侯,按孙氏奄有江、汉,皆策之功,权特承之耳,而报之之礼不相宜称。故陈寿评云:“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而孙盛乃云:“权远思盈虚之数,正本定名,防微于未兆,可谓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其说迂谬如此。汉室中兴,出于伯升,光武感其功业之不终,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为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年之后。司马昭继兄师秉魏政,以次子攸为师后,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业归攸。以孙权视之,不可同日论也。
逾年改元自汉武帝建元纪年之后,嗣君绍统,必逾年乃改元。虽安帝继殇帝,亦终延平而为永初。桓帝继质帝,亦终本初而为建和。唐宣宗以叔继侄,亦终会昌六年,而改大中。独本朝太祖以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为太平兴国元年,去新岁才八日耳。意当时星辰历象考卜兆祥,必有其说,而国史传记皆失传。窃计岭、蜀之远,制书到时已是二年之春。是时,宰相薛居正、沈伦、卢多逊失于不考引故实,致行之弗审,使人君即位而无元年,尤为不可也。若唐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嗣位,至八月辛丑,改元永贞。盖已称太上皇,嫌于独无纪年,故亟更之耳。刘禅、孙亮、石宏、符生、李璟未逾年而改,此不足责。晋惠帝改武帝大熙为永熙,而以为欲长奉先皇之制,亦非也。唐中宗仍武后神龙,梁末帝追承太祖乾化,孟昶仍父知祥明德,汉刘知远追用晋天福,隐帝仍父乾祐,周世宗仍太祖显德,皆非札之正,无足议者。唐哀帝仍昭宗天祐,盖畏朱温而不敢云。
赋臣迁都自汉以来,贼臣窃国命,将欲移鼎,必先迁都以自便。董卓以山东兵起,谋徙都长安,驱民数百万口,更相蹈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鸡犬。高欢自洛阳迁魏于邺,四十万户狼狈就道。朱全忠自长安迁唐于洛,驱徙士民,毁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长安自是丘墟。卓不旋瞳而死,曹操迎天干部许,卒覆刘氏。魏、唐之祚,竟为高、朱所倾。凶盗设心积虑,由来一揆也。
舆池道里误古今舆地图志所记某州至某州若干里,多有差误。偶阅元祐《九域志》,姑以吾乡饶州证之,饶西至洪州三百八十里,而《志》云:“西至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洪五百六十八里。”于洪州书至饶,又衍二十里,是为七百六十里也。饶至信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东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是为六百四十里也。饶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三百八十里。”是为五百七十里也。唐贾耽《皇华四达记》所纪中都至外国,尤为详备,其书虔州西南一百十里至潭口驿,又百里至南康县。然今虔至潭口才四十里,又五十里即至南康,比之所载不及半也。以所经行处验之,知其他不然者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