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被说得很不高兴，就嚷嚷着两个西红柿有什么了不起。以前家里有地的时候，房前屋后都种着，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摘，价钱根本没这么贵。卖菜的就讽刺说那你回家自己种去，别来管我要。”

“老头面子上挂不住，从摊子上抓了两个西红柿转身就跑，摊主急了就冲出来把他拦住。”

廖秋问：“这事儿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王浩坤叹了口气：“三山村村委会出面，替他付了西红柿钱……不多，就一块钱而已。”

虎平涛难以置信地问：“一块钱都不愿意给，穷横到这种程度？”

“我就是举个例子。”王浩坤解释：“村里很多事情跟外面不同。其实要我说，那老头也不是不讲理，只是平时在村里买东西，抬头低头都是熟人，拿东西那惯了，而且他自己也卖菜，算是一种变相的价值交换。”

廖秋在旁边说：“村规民约，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会出现高于国家法律的情况。”

虎平涛问：“这跟郑千山的死有什么关系？”

王浩坤道：“三山村的人搬过来以后，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大厂村的秩序。就拿打麻将这事儿来说吧！平时聚在一起打麻将的人群都很固定，叫做“麻友”。以前大厂村的麻将馆和棋牌室有四家，可等到三山村的人一来，就变成了六家。”

虎平涛问：“国家一直禁赌，我们以前在城中村每年都搞普法宣传，怎么还有这么多的麻将馆？工商部门也不管管，还发了那么多的牌照？”

“这事儿怨不着工商部门，这些麻将馆很多都是没牌的。”王浩坤解释：“他们应付检查的理由也很充分：来玩的都是亲戚，没赌博，就是聚在一起打个“卫生”麻将，不玩钱。”

“反正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拆迁户，家里房子多，拿几间出来给大伙儿打麻将，没违反规矩，也没犯法。”

“既然不经营，就谈不上纳税，也用不着办理执照。”

虎平涛听得又气又好笑：“打卫生麻将，不玩钱，这话你们也相信？”

王浩坤摊开双手：“我当然不信。就那么一百零八张牌，一群人围着玩一天，甚至通宵，而且还不赌博，这话简直骗鬼呢！”

孟辉在旁边插话：“可就算不信也没办法啊！他们不在抽屉里放钱，输赢都用手机转账，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在赌博。”

李建斌在旁边叹了口气：“基层工作难做啊……就说打麻将抓赌这事儿吧！对每个派出所都是老大难。别说是我们耳原路了，各个派出所辖区内的城中村都这样。以前老廖在的时候，每年都要给各村的村委会开会，反复强调严禁赌博。可人家也说了，村里的那些人如果不让他们打麻将，就会寻衅滋事。”

“都是些闲得无聊的人，口袋里有几个钱，又不愿意出去工作，只能每天呆在麻将馆里。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他们每天通过麻将互有输赢，大多是五块钱一注，最多也就二十块。对拆迁户来说，这点儿输赢其实不算什么。反正聚在一块儿玩，钱就是从你我口袋相互轮换的过程。只要不是故意出老千或者耍诈，就出不了乱子。要我说……”

廖秋听到这里，立刻打断了李建斌：“老李，你这想法要不得。赌博就是赌博，哪怕打得再小也是赌钱。”

李建斌对廖秋还是很尊敬的，可他也有自己的坚持：“老廖，你那是场面话。执法执法，在讲究原则的基础上一定要灵活。别说是三山村了，全市那么多城中村，那么多的麻将馆、棋牌室、茶室……有哪个是真正老老实实经营？你在看看全省、全国，经营这个行业，每天就靠打麻将过日子的人，少说也有好几千万。”

“如果真的照章执行，每人拘留三到十五天，看守所早就满了，而且根本住不下。”

“一旦因为赌博被抓，电脑就有记录。按照这个比例，你再算算全国还有几个人是清白底子？”

“为什么娱乐公司那么火？为什么好的电影电视备受追捧？因为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人生寄托。就说那些老人吧！他们不打麻将还能干什么？”

这些道理廖秋不是不懂，只是之前被何玉仙吵嚷得心里烦躁，火气上来了，就没往这方面想。现在听李建斌这么一说，他也冷静下来，暗自点头，发出长长的叹息。

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理法框架只能从道德层面上进行约束，无法精确限制到每一个人。

虎平涛耐心等待着冷场了几秒钟，问王浩坤：“王哥，照您这么说，三山村和大厂村的村民，平时就有矛盾？”

王浩坤点点头：“矛盾很多。打麻将只是其中之一。”

联想到他之前说过“原本四家麻将馆，后来变成六家”。虎平涛下意识地问：“怎么打个麻将还有矛盾？”

王浩坤道：“和尚与道长抢师太那个段子你听过吧？”

虎平涛点点头：“听过。”

“打麻将跟这个是一样的道理。”王浩坤指着廖秋和李建斌，认真地说：“别如我和老廖、老李，还有你，四个人组搭子，每天约着打麻将，彼此关系都很熟。而且是一个村的，平时要是咱们四个谁有事来不了，就让李兆军、陈信宏，或者张永祥凑一下。反正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

“现在三山村的人来了，他们也要打麻将。经营麻将馆的老板只认钱，不认人。只要来了就是客，反正四个人一张桌子，能抽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