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达本来是个性格外向的人，习惯大规模群众运动。搞街头宣传，工人罢工游行，学生罢课请愿，他都走在前面。在人头攒动的大会上演说，举行飞行集会时，他带领群众在敌人的警察、特务包围中高呼口号，散传单，与敌人徒手搏斗；打反共的白俄报馆时，他怀里揣里铜板，蒙过警察检查线，一声令下，用铜板砸白俄报馆的印刷机。后来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和敌人明枪明刀相对，用机关枪手榴弹拼杀，他更展眉舒气。现在突然转到隐蔽的情报战线，他着实不习惯。

但是没办法，这是组织决定，他得服从。严格的纪律约束，使他不得不收敛一些锋芒。随时检点自己的一举一动，这就造成他性格的急剧变化，由外向转内向。办事先看三步棋，小心谨慎，不能多言多语。由于先天性格是明快爽朗的，受到这种压抑，使他在言行表现上常发出突然的爆发性，使周围人觉得他脾气火爆，甚至古怪。

每次，陈一峰送来情报，他得连夜处理。把原件烧掉，然后送到上海交给程和生。他很矛盾，一方面，他从看到的情报中得知了这些情报的重要内容，看到了这些情报的重要价值，也看到了他所从事的这项工作的伟大意义。然而，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总觉得憋得慌。但是，还是那句话，没办法，只得强制自己去习惯。后来，他又渐渐发现两大工作问题，其一，为送情报，陈一峰必须经常来光顾他这个不起眼的小店，一次来买条毛巾，再次来买包香烟，三次四次没完没了的来买些小零碎。这对于一位西装革履，经常活动在上层人物中间，进出高级机关、大饭店、跳舞厅的堂堂“中联社”首席记者的陈一峰，不是太不合身份了吗？容易露马脚的。其次，隔不了几天，他必须到上海去一趟。开始，可以对左邻盲舍放风说：“去进货”，“去兑付款项”，但是，次数多了，难免引起邻居们议论：“张老板怎么老往上海跑？”“有多大的买卖？进了多少货？”“有多大款项可兑付？”诸如此类的猜测，会引起更多怀疑。起码，“这位张老板真是靠这小买卖谋生度日的吗？”这又会引起更多的议论和猜测。中国人对邻居的观察和议论，比对他们自己的病体安危还要关心，这也算是一种传统吧。

缘于这两种考虑，他向组织上提出，经陈一峰活动，终于进了“中联社”。担任该社由南京到上海沿途各城市分社分发新闻稿、公函、资料的传递员，也称为“联络员”。他臂戴臂章，身穿制服，挎着“中联社”的大帆布公文包，上火车由“中联社”派摩托车送到站，走日伪军政机关高级官员专用的

通道，不受检查。沿途各站的“中联社”分社，则派专人按火车到站时刻进站接取新闻稿件等，到了上海，又有专用通道可走。日伪军警宪特没人过问，十分安全。

“中联社”雇有三个传递员，他是其中之一。三人轮流，每三天往返一次，休息一天。但是，任你怎样巧妙，天下没有绝对安全的对敌工作，现在他就碰上了“事儿”。

他前次从上海回到南京，第二天休息。他租房住在复兴路“中联社”南隔壁八条巷2号院一家小房里，这里西斜对过是陈一峰等“中联社”高级职员的4号院。往东北不远的小火瓦巷里，是情报站站长老李开的中医诊所，走动很方便。他按例定时要到老李的诊所去联络一趟。巧不巧？在街上碰见了一个人，穿伪军中校服，肩章金线熠熠，佩把金光闪闪的短剑，见了他，笑嘻嘻迎上来，紧拉住他的手，连声说：“啊呀，怎么在这碰上你！咱们多年没见了。”

他仔细一看，猛地想起，此人名叫段天柱。当年在上海职工教育社图书馆里，也是个热血青年，参加了共青团。日军占领上海后，他到苏南去搞武装，再没见到他。

“噢，噢，老段！”他忙陪出笑脸，也紧握他的手。“什么老段！嗨，我们都还年轻。你怎么在这儿？”段天柱颇诚恳地说着，上下打量他。“那你怎么在这儿呀？人是活的。”他努力用别后重逢的情绪笑着反问他。“对对，唉，真是两山碰不到一起，两人能碰到一起，怎么样？现在干什么呢？”“我能干什么？你想想看，中国这么个形势。”“是啊，我也是。嗨，走吧走吧，好久没见到一位老朋友了，今天我请客，走吧走吧。”“哪里去？我还有事呢。”“哎，什么要紧事？不给点面子？走走走。”从段天柱邀请的诚恳态度和语气里，他看出了他心里有某种不愿表达的私秘。也可说是他隐蔽着的一种和他的隔阂、距离，但毕竟又是老朋友，原是无话不谈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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