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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的警号》(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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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张明达碰上热闹了,他作梦也没想到此时此地被一个日本兵拉上了这个小舞台。过去,他坐火车的次数太多了,没有哪一个押车的日本兵招呼过他,更没有一个穿便衣的人和押车的日本兵坐在一起招呼他。再看那穿便衣的,那穿戴和神态颇有点来“你是中华联合通讯社的?”林得山问他。

张明达转眼看他,又看看日本兵,仿佛不明白,日本兵招呼他过来,这个汉奸怎么问起他话来?他又看林得山,脑子里打转,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日本兵招他过来,这家伙却先和他说话,而且问得好奇怪,臂章上写着呢,既然看到了,问什么?找话题套近乎?坐车闷了寻开心,还是另有所为?不管你干什么,“中联社”的牌子是很响亮的。

他点了一下头,带着挑衅的口气:“是的。”弦外之音像说:“怎么了?”“知道同盟社吗?”“当然知道,和我们在一座楼里,南京复兴路125号。”“你在那里担任什么职务?”林得山笑道。他拍了一下大公文包:“信差!”脸上顿时布满不可一世似的骄傲。这

一来,林得山便对他产生了错觉。在他看来,这是个还不谙世事的失学青年,捞到这么一份差事,自觉得了不起,不自觉地狐假虎威起来,这种“小把戏”,在上海、南京,他可见的多了。于是不觉笑起来,又问道:“干了多久了?”

“嗯”,张明达脑子里打转:问这个干什么?毫无来由,我对你小子没有说实话的缘份,干脆答道:“半年了。”“噢。”林得山看着他:“满意吗?”“当然满意,很满意。”这时候,那个日本兵对张明达的大公文包感兴趣了,探手去拉。张明达没拒绝,反把那公文包送到他怀里去。今天他的公文包里,没有一张密写的情报。

日本兵解开公文包,从里面掏出新闻稿,打印的、手写的,还有一摞信,有的是白纸封,有的是用牛皮纸做成的机关长大信封,除了装水的玻璃瓶,包底下还有一个虎牌万金油小圆盒,日本兵揭开小铁盒,闻了闻,捏在手里,举在张明达面前抖动着,笑着,用日本话说:“好东西!”

张明达眼皮一眨,脑筋一动,为了工作方便,也是他求知欲太强,自学了日语,这时正该用上,便用日本话说:“送给你了!”这一来,日本兵大喜,立时用日本话问:“你会说日本话?”张明达立即说:“可以对话。”“哟唏!”日本兵抠出一点万金油在鼻下、上唇抹了抹,高兴得“哈哈”笑。

张明达这一句日本话不打紧,却令林得山起了疑:这个“小毛头”会说日本话?小瞧不得,这种年龄的少年,会这样发音准确流利地说日语的,实属少见,是个什么人物?带着欣赏又有点讨好地问道:“是日本人?”

“不,中国人。”“唔,南京同盟社有个日本人叫西里龙夫,你认识吗?”张明达心头一怔,他问西里龙夫,是个什么人?和日本兵坐在一起,是找西里龙夫的,还是一般认识西里的?他打定主意: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同西里关系怎样,老子不认账,便断然回答道:“不认识。”“他是我的朋友,”林得山说。

“是吗?我们那里日本人很多。”“你怎么不认识他呢?他是同盟社的首席记者。”张明达好像逐个回忆了“同盟社”哪个日本人叫西里龙夫,抱歉地一笑:

“不认识。”

这令林得山又起疑:干了半年的信差,又会说日本话,竟不认识社里的日本头面人物?再看这“小把戏”的神态,忽然觉得他又不像是个失学青年了,倒像个在社会上经过风浪的“老把戏”,看他对日本兵那应对的态度,再看他对我的神气,俨然是个在社会上、人际间很能恰到好处的、掌握分寸的“老职员”。上海领事馆警察署交代过他:到南京“同盟社”去活动,可以声称自己是首席记者西里龙夫的朋友,人们会告诉他,西里龙夫已经被捕了,他可以打听西里龙夫和谁是最要好的朋友,然后约他私谈,说他见过西里,西里托他有要事转告,然后相机行事,调查清楚西里与共党的关系,那样也就会调查到活动在南京、上海间给中西功和西里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了。现在这个看似“小把戏”而行动神态又像“老把戏”的青年,就在“同盟社”的楼里任职,竟不认识西里龙夫?奇怪!

他哪里知道,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小把戏”也罢,“老把戏”也罢,就是不仅给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传递信息,而且给南京、上海两地中共重要情报部门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

在他脑际,刹那间也掠过一个念头:这个人会不会是干这个传递信息差事的“共党分子”?他略加思索,很快便自我否定了,从是个“小把戏”分析,共党不会使用“嘴上没毛”的毛孩子担负这种重要差事;从是个“老把戏”判断,共党更不会使用一个老奸巨滑的“老把戏”,因为他们常是从社会底层爬出来的,那可真是无所不为,无所不能为,共产党敢把这种重要差事交托给这种人?

恋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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