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警号》作者:天狼

汪敬远回到他的办公室。电话铃“叮吟吟”地响，又是大门对面宪兵岗楼摇过来的，声音带着笑：“特任官，有空吗？”听声音就知道，不是叫去打牌，就是喝酒。

“我要洗个澡。”汪敬远确实有点累。

“好的，给你留着。”

“什么东西？”

“园林管理局朱鼎送来一筐鲥鱼，天太热，留不住。今晚把它消磨了。”

“噢，我过会去。”

汪敬远见过朱鼎其人。他原来是个山东济宁一家皮货商的学徒。矮个，宽额头，嘴唇薄而宽。因嗜赌成性，被掌柜辞退。临走头天晚上，偷了钱柜，潜逃上海，当了伪军，混上个排长，从此敲诈勒索百姓，被弟兄们半夜把他蒙头捆起来狠打了一顿。他没想到汉奸伪军里还有这等人，却不敢声张，因为弟兄们说了：“漏一点风出去，马上宰了你。”他见呆不下去了，跑到南京，当上了治安便衣，凭着手里有金条，结识一帮地痞流氓，混进了园林管理局，今年春天起，常和公馆门外的警士们厮混。

汪敬远洗过澡，换了衣，见陈壁君已经出门坐车走了，抬脚过马路，进了警士团，警士们没有不认识他的。他大摇大摆上了二楼，果然一个个正在又吃又喝，便也嘻嘻哈哈上了桌。

酒醉饭抱后，照例又是一局赌，照例又是他赢。到晚11点，估计陈壁君该回公馆了，便起身告退，几个陪赌的，却盛情挽留。他说不敢久呆，万一夫人有事，担不起罪。他们说没关系，他执意要走，其中一个惋借他说：“特任官，今晚你只好在这里委曲一会了。”

他惊问：“这话什么意思？”

那人看看墙上挂钟说：“到12点，他们来接你。”

“谁来接我？”

“我们也不清楚。”

汪敬远火起来，高声叫：“看你们哪个敢拦我？”一拍桌子往外走，朱鼎突然从门外闪出，用短枪抵住他的当胸，瞪眼低声道：“我就敢！”

“你敢造反？”汪敬远高叫一声，随手打去一记耳光。朱鼎没敢“造反”，只端着枪发愣。

这时，屋里陪赌的，看赌的慌作一团。上校团副走上前，对汪敬远说：“特任官，不是他的事，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给我们安排的，有什么话，你到那里说去吧。我们都是朋友，实在没有办法。”

汪敬远气急呼呼地指着朱鼎骂：“好，你小子，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上海，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她突出的位置。这片土地，20世纪初起，被世界列强大块大块地分割吞并，名曰“租界”。这里有封建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他们张牙舞爪，无所不为地盘剥中国人。

同时，这里也有中国优秀的产业工人群和孜孜进取的知识分子群。这两股力量，在革命运动中形成血缘关系，孕育出许多他们的优秀儿女。自1921年6月起，到1949年10月止，28年间，上海工人、市民、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是不能用数字来说明和统计的。上海人精巧，用同样的原料，可以做出比别处物美价廉的产品，这是被压迫下磨炼出来的本领。上海人具有革命共性，同样的压迫现象，他们会作出更深刻的分析和灵敏有力的反抗，这是亲身感受着压迫的痛苦的本能反映。他们见不得以强凌弱，更忍不得异族侵略。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人空前团结的感情基础。他们对汉奸，虽不当面拳脚相加，但他们总要扭转头骂一声“贱骨头！”他们用行动帮助抗日的人，譬如，故意挤凑上前，阻滞一下敌军宪特追捕一个散传单的人，随后不声不响地竖一下大拇指，笑一笑，转身而去。中国共产党早在上海人民中深深扎下了根，除了外围组织，还有数不清的同情者。他们都以有机会帮助一下共产党而感到无限欣慰。

“在汉口路四川路附近日本汽车上跳下一个人，跌得头破血流。日本人急忙下车，慌手慌脚把他抬上车，拉到宪兵司令部去了。”这一消息，像五级风速般传遍大半个上海。

人们互相传说，纷纷猜测：

“是个什么人？”

“还用问吗？”

“可是那辆车一路上没有拉警报啊？”

“抓的是重要人物，他敢拉？”

“有人看见是从满铁，开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