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们自己的人吧？”

“他们自己人会跳车吗？用得着吗？”

“当然是我们中国人。”

“从满铁出来的？”

“我敢断定，是地下游击队。”

“听说他跳下车的时候大喊了一声。”

“喊什么了？”

“大家都没听清楚。”

“喊着口号跳车的可不是一般人。”

“..”

我们说过，中国人最后的武器是沉默。世上除了死，哪有真正的沉默？有的人死后也不会沉默，因为另有人代替他，却不是代替他继续去沉默。

上海人传说这消息，并非有意代替程和生不沉默，而是出于巨大的痛惜和震惊，且含有希望和鼓励的成分。仿佛如果他们早知道在上海有这样一位抗日分子，也早去投靠他了。又仿佛他们断定，这样的抗日分子在上海还有，不过人家不丘露罢了。这种自动着力的传说、猜测、议论，无意间既标明了自己，又鼓励了周围的人。张明达是第二天下午听到这传说的，当时他已到香港路“中联社”分社去交过差事了。在回家的闵行路上，听到人们议论，不由心头一惊。连忙到紧急联络点，给程和生发信号，要求见面。他在接头点附近，转来转去，直到天黑，不见程和生来，知道出事了。第一个念头便是：情况紧急，事不宜迟，要赶紧回南京，给老李报答。

昏黄的马路灯光，照着空旷的大街，像比白天突然加宽了许多。不见什么行人，到处一片寂静。远方传来“隆隆”雷声，闪电耀眼的白光，映出幢幢大楼直耸的黑影，和黝黑而低沉的夜空。

怎么回南京？直奔火车站？夜里几点钟有到南京的票车？凭这身服装，能像白天一样大摇大摆的不买票，走日伪要员专用的通道吗？

他的脚步渐渐犹豫了。

先回家去，过一夜，明天再走？

不成，不成，不成。事情太急迫了，现在，敌人已经开始对我们紧急行动，只有“提上脑袋撞金钟”了。

他脚步越来越快。

上海的街道，他熟悉，不管从哪个方位到火车站，走哪条街最近，穿哪条巷省路，他都了若指掌。他可以随时敲一家住户的门惜路穿堂越巷，也可以随时敲一家熟悉的商号的门，请求给点帮助。在上海，他有多少熟人，可没法计算。他认识的人多，认识他的人更多。

麻烦的是身上这套衣服，若在白天就好了。而现在，是宵禁时间，行人不准通行，怎么走啊？把衣服脱下来抓在手里，光膀子走？更容易招来麻烦。

走到一家旅馆门前，旅馆的门虚掩着，泄出一道浅黄色的灯光，从背后照着他，不高的个子，却投出条长长的影子。旅馆的门，都是这样通宵虚掩着的，这是不成文的规定。因为随时会有巡捕、包打听、便衣特务和汉奸、宪兵来查店，来打秋风。

“急中生智”，这话一点也不假。他随即推门进了这家旅馆，向店员说明，求借用一下电话。店员明白，这个时间，突然闯进来借用电话的，都不是等闲之人，便很客气地答应了。

他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和对方通了话。然后坐下来和店员闲谈，问他店里的生意，问他自己的生活。店员很警惕，一方面客气地有问必答，另方面不多说一句话。同时不断偷眼打量他。

大约半个小时，来了个老闸捕房的巡捕。店员忙迎上去。那巡捕向他摇摇手，口叫“去去去”，赶店员进了后柜房。然后拿出一套巡捕服和一套中式便服，问张明达：“穿哪套？”

“都穿上！”张明达先穿便服，手里一摸，是绸料，再穿巡捕眼，竟是老厚布，倒是挺刮。穿罢衣，匆匆结好钮扣，巡捕又递给他一根警棍。两人出了旅馆，并肩向北火车站走去。

这个巡捕，是地下党外围同志。抗日初期，张明达在沪南活动时，就互相熟悉。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张明达故意疏远了许多熟人，包括他。偶然见面，也只点个头，不说话。今晚他电话急召，并且明确地向他提出要借用服装，他当然明白。所以，干脆送来两套，随你用。没想到，张明达竟都穿上了。他现在唯一怕的是碰上巡长或探目来查哨，那可就三言两语应付不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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