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一个狱卒出现在他牢房门外，大吼一声：“郑百千！”像一声炸雷，把他吓了一跳。但是很快就平定下来了，他知道这是轮到他上场了，是金是铜，就看这一锤子了！

铁门打开，他跟着狱卒上楼，边走边摸自己瘦骨嶙峋的两肋，不知能不能经得起一顿毒打。因为他心定的那个不见于经传的“主义”，注定要挨打。他把那“主义”叫做“不承认主义”，原则是：不知道张明达和邱麟祥是何许人，更不知道他们的地址，即令张明达站在对面，也要笑嘻嘻的说：“我不认识他呀！”也不知道邱麟祥住哪里，是何许人。同样，即使邱麟祥当面指他为共产党，是他的联络人，也要瞪大眼，奇怪的笑着，反问他：“你是谁呀？”

因为和他发生党关系的只有这两个人。

其次，一定要使审讯者相信，捕捉他是错了，方法是“软”。别像那个汪敬远那样和他们对骂，弄僵就不好收场了。其次要“冤”，要申明他对捕他完全不明就里，冤枉。第三要“远”，与党无关的，可以跟他们扯，扯得越远越好。与党有关的，在远处便给他们关上门。

孰料，“大日本”审讯官根本不问他这些，刚进门，脚未站稳，还没看清房里几个人，便有两名打手扑上他来，扭胳膊反剪起他，左右耳光一齐打，左右两脚一齐踢。刹那间他的眼便肿得睁不开，看不见人影了。只觉得两脸两腿麻木无知觉，好像不再是他的脸和腿了。

他被踩倒在地板上，蝉噪般耳呜声里听得一个模糊的声音：

“你的，同党，张明达，邱麟祥的，地址，快快的说！”

他摇摇头。心里暗想，他们怎么知道张明达和邱麟祥这两个人的名字的？但是挨打这一关是熬受过去了。看来，自己也不比那个汪敬远差。其实他哪里知道，这只是个下马威，“小菜”一碟。

第二次的开打，可叫这位书生长见识了，他明显地感觉到有一条很细很细的软蛇一样的东西在他背上一口一口的撕咬他的肉，他咬紧牙，稳坐不动。他自己都奇怪，哪来的这般忍受力？

“你的，快快的说！”

他又摇摇头，他知道，现在根本不必作那些什么软啦、冤啦、远啦的把戏了，只有拼死坚持自己的“不承认主义”一条路。这很容易做到，那就是：把心一横，就不疼了。

郑百千失踪了，急坏了他的老父亲，几天没有信息，翻遍家中箱柜，不见他留下一张纸条，老人心中窃喜：“竖子也许去投共党了？”秘密托人打听，结果说是“因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被捕了”。老先生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酸甜苦辣地老泪纵横，最伤心的莫过于冤枉了儿子，未能力儿子助一臂之力！夜里偷偷告诉老伴，二老泪眼对泪眼，一个说：“你还责骂他呢！”一个说：“他会原谅我的！”..

程和生跳车撞破了颅骨，严重脑震荡，呕吐不止。跌断了腰和左胳膊，大小便失禁。当日军宪兵把他拉到医院抢救时，医生不知该从哪里下手，因为他从头到脚全是血污，只得先把他全身脱光，用药水涮洗，然而他已经气息奄奄了。

“快快的，快快的。”宪兵们在病床边催医生。

他们绝不愿让他就此死去。因为他这跳车行动既说明了他的身份，又证明了他在这个情报集团里的地位。

不错，程和生在上海情报科的地位可以比喻作一个集团军的大总务。这个集团军从上到下、内内外外、人员组织、大事小情，他都掌握，他都知底，他知道的事太多了。

经过抢救，两天后，他苏醒过来。

由于要不断地给他抹嘴擦脸，更换垫布床单，两天来医院护士拒绝给他护理服务。看守宪兵使命令倪之骥干这些事，服侍他。

当他微睁开眼看见倪之骥时，声音微弱的说：“厕所！”并用右手指了指下身。

看守他的宪兵大喜，立即命令倪之骥背他上厕所，然后跑上楼去报告。三楼院长室临时改作审讯室。

倪之骥背起他，走进厕所，他却不下地，附在倪之骥耳边，断续他说：“他们对你..一无所知..你，要挺住。我，不行了..你要..向组织报警..”

倪之骥明白了，他要上厕所，是为给他下指示，便点点头。

当倪之骥背着他走出厕所时，四个日军宪兵已把他的病床推到厕所门外了，七手八脚把他抬上床。四个人，每人抓住床一角，喊一声，抬起就走。

当他被颠颠簸簸抬到三层楼梯转弯处时，便溘然长逝了。

四个抬床的日军宪兵仍旧把他抬进三楼院长室，准备审讯他的日军宪兵军官看了看他，不知所措地惊叫了一声。

至此，日本警视厅特高课一共逮捕了中西功、西里龙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程和生、陈一峰、汪敬远、李得森、张敏、郑百千、倪之骥、程维德、以及“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特别调查班”里的程鸿钩等中共党员和同情分子二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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