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共党分子”，一个个，那脸色，那眼神，那答话，特别是那语气，不仅使日本司法官恼怒，更令这些汉奸们心惊胆颤。

随着大东亚战争和中国战区形势的变化，日本警视厅奉东条内阁之命，快速了结“中共谍报团”案。

东京：（巢鸭监狱）

高桥写西里龙夫“罪状”的报告书时，竟不知如何措辞为好。他想借机显示一下自己从中西和西里那里新学到的知识，又怕绕来绕去绕不明白，反而绕出个“被赤色宣传蛊惑”的罪名。没法，指令书记官逐条誊抄了西里龙夫的“言论”和“事实”共厚厚四大本。最后，他在结尾部分，按例写上：“鉴于该犯坚信共产主义，危害帝国，应处极刑。”

关于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怎么办？在难下判决的情况下，决定：长期监押。上海：（江湾日本军事法庭）日本司法官和汉奸达成共识：举凡与“中共谍报团”案有牵连者，无论有无供词，一律判刑。

于是，宣判前的最后审讯，匆匆地“按程序”进行了。每次3至5人，或者5至7人，点到名字，叫出监房，押进灯光阴暗的“刑庭”，宣判完毕，装上汽车，分别直送江苏无锡、苏州等监狱。这几天，监房通道里，不断响着点名的呼喊声。监房铁门里，挤满了人们各种表情的脸。

“郑百千！”“郑百千！”“郑百千！”

郑百千被难友们从稻草铺上扶起，全身疼痛，站立不稳。当狱警搀着他走出监房时，他一步也挪不了，那狱警只得背上他。被捕以来，日本“特高”警察、汉奸特务越是打得狠，他心里越觉得要坚持下去，越不能放弃“不承认主义”。一旦放弃，便是功亏一篑。而且，他被打得耳鸣，日本话问些什么，听不清，反正不过是皮肉之苦呗。可怜一介书生，也真难为他了。有一天，东京来了个“特高”对着他耳朵吼道：“你的同党，张明达、邱麟祥的，地址的？”这是个老提问了，他仍依葫芦画瓢，照样来个摇摇头。

“他们统统，抓来的，你不说，杀啦杀啦的！”他仰头眯眼：“拿来，我看。”心想，你们也真蠢，抓到了还拷问我！结果没有个张明达或者邱麟祥照面对证。好一阵后，又听到疯狂地吼声：“大日本，大大的，你的，不满？！”他揣摩，这半不拉的日本中国话，什么意思？“大日本”对我大大的不满？可不是吗。我对“大日本”大大的不满？可不是嘛。他笑了。但是脸已浮肿而且发青，谁也看不出他笑。“你的，承认！？”他点了点头。当狱警把他背进“刑庭”，扶他倚墙站定时，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眼前只有一片模糊的灯光。他凭感觉知道，在他左右，也站着几个等待宣判的人。“郑百千！”他用力仰了仰头。“你的，大日本，大大的，不满？”他点头。“郑百千的，服刑的，一年！”他又仰起头。什么？只为对日本大大的不满，就判一年刑？每个中国人对日本都大大的不满，在敌占区，这几乎是公开的，你们日本也承认的！就凭这判一年刑？见鬼！当他与另一个小老头似的青年难友一同押往江苏无锡监狱时，便轻声对这位“小老头”发牢骚，叫屈：“哼，凭什么判我一年！”

“什么，一年？！”

“小老头”有点结巴地向他皱着眉头说：“你听错了，七年！你和我一样判七年。你一点日语都不懂？”

“我的天，这是什么法律？关七年。七年，我就大大的满意了？”郑百千像在自语。

“难道你相信，他们还能在中国呆七年？”

这句话说得很轻，却充满乐观和自信，重若干斤地落入郑百千的心中。他抬头向对方投以敬服的一瞥，这是他被捕以来继那个“神秘女史”和那个“神秘青年”之后又一个“神秘老头”。相比之下，自叹弗如。看来英雄梦难圆，“百以当千”又谈何容易？！

后来他和这个“神秘老头”在一个牢房里达半年之久，朝夕相处，得以互相沟通思想，取得信任。他才知道，这个“神秘老头”原来是上海情报科的倪之骥，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大哥大姐都是老党员，他和程和生既是朋友又是同志和同事，所以被牵连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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