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警号》作者:天狼

为了要弄清张明达和邱麟祥是否被捕，郑百千写了一封只有邱麟祥能看懂的信，买通狱卒带出去发了。他不寄任何希望，只是试探一下而已。孰料不几天，邱麟祥竟来探监了，说他安然无恙，仍旧坚守岗位。又告诉他，听说张明达已经到根据地去了，没有消息。

他听后，笑了。这是他被捕后第二次笑，一次发自内心的笑。他的“不承认主义”，使他的战友——另一个共产党员保存在原岗位上，而且来探望他。这真是一出好戏。

汪敬远被押解去日本，他的母亲，一位孤寡女人，悲喜交集。喜的是她的独生儿子终于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为“强国”作努力；悲的是敬远被押解日本，自然非吉祥之兆。邻居好心人劝解说，哭有什么用，还是想想办法才好。“哎，我怎么办呢？”她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没有办法”的办法。她凭借日籍华人的身份，又是“汪主席手下特任官”的母亲，壮着胆子给汪精卫写了一封日文长信，措词柔中带刚。大意是说：她二十年前嫁到汪家，既是汪家妇，自然已是中国人；再说汪敬远，是中国人的遗孤血脉，难道不是中国人吗？又说，她儿子说过，他“要一心辅佐汪主席。”可是日本并无提携中国之真心。随意捕捉主席的随从秘书特任官，又押解东京，把中246国放在什么地位？即使敬远有罪，要判要杀，自有中国政府自治，日本有什么资格审判中国人？这席话，说得汪精卫落眉沉思，颇有“动情”之状。终于在1943年3月携团访日临行前，交代代理“外交部长”周隆库：此去你要和日方交涉，坚持把汪敬远等中国人引渡回国。周隆库照办了，也办成了。于是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乘汪精卫访问团回国的同一条船，离开东京，回到上海，这是国际间从未有过的名副其实的“引渡”。

在他们的苦难中也有可品味的场景。

汪敬远等三人在巢鸭监狱牢房里正盘腿面壁“反省”，一声声传唤，把他们先后传唤到了“接见室”。高桥坐在小桌后，每走进一人，他便客气地点一下头，并伸手示意，让他们在他对面坐下。

这是他们被捕后第一次三人见面，谁也不说话，好像互不相识。

高桥命令汪敬远作日语翻译，然后郑重地说：“我想，你们可以作证，大日本警视厅对你们是友好的，是吧？”

汪敬远未及翻译便用日语问：

“这话什么意思？到什么地方，向谁作证？”

“就在这里，向我作证。”高桥点点头。

“为了什么？”

“为了需要。”

“谁需要？”

“我们，大日本帝国。你们，中华民国，都需要。你们三位，也需要。”

“我不需要，中国的国民不需要。是日本需要吗？”

“大日本帝国警视厅需要你们作证，我们是按法律程序友好地对待邻邦国民的。”

汪敬远思忖一阵，抬头正色说：“我是中国人，他俩也是中国247人，没有向日本警视厅作证的义务和责任。更不愿对日本的法律加以评论。”他决心和高桥单独“恳谈”下去。

由于他俩都说日语，李得森和陈一峰只能从他俩的语气和脸色上猜测发生了什么事。高桥想了想，点头说：“这样说，也可以合理通过，这一项可以免去。第二项，你们愿意回到中国去吗？”这话来得太突然，汪敬远毫无思想准备，不知他藏着什么杀机，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不愿意吧？”机灵的汪敬远，顿时明白了，用冷笑的口气道：“岂有不愿回到自己祖国的道理？”

“这是一种需要。”高桥无所谓地说。

“什么需要？谁需要？”

“我们需要，帝国法律要求你们来表示自己的意向。”

“日本帝国的法律对我国没有任何约束力。”高桥傲慢地挺了挺胸：“汪君，大日本帝国的法律，是件首相的大风雨衣，这件大风雨衣，可以披盖住汪精卫主席和他的国民的。”

“我们汪主席也有自己的风雨衣。”

“不不，那是大日本天皇赐给他的晚礼服而已。汪君，你太幼稚，我为你这一缺陷而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