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警号》作者:天狼

“当时，他用腿这样碰了我一下。”说着，他表演似地用力晃了一下左腿；继续说：“我还没弄懂他什么意思，他嗷的一声，就跳出去了。汽车停在那一带，就是那儿，现在盖房子那脚手架前那一段。两个特高下车了，留下的一个使劲地按住我的肩膀，不让我向外看。”

中西方子抬头举目向各处仔细看，那匆匆的行人，那急驶而过的汽车，

那高高的脚手架，那旧式的矮小楼房，都变得模糊不清了。为遵从丈夫的遗愿，完成他的嘱托，她用日语喃喃念叨着：“..你为了掩护别人而甘洒热血，你为了世界和平而献出生命；你为了共同的信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你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辽几句侍，是中西功生前写下的，是专为献给程和生的悼词，刊载于中西功所著《在中国革命风暴中》一书中。汪敬远、倪之骥、钱志行都懂得悼词的意思，他们听着，听着，眼泪又流了下来。中西方子站住脚，仰头轻声问他们：“有件事，我要代替亡夫，特地向你们请教。”汪敬远忙说：“夫人，何必用这样郑重的语气。有什么话，说吧。”中西方子声音哽咽：“中西功逝世前，有时候很愁苦地对我说，他不明白，他已经被捕了，你们为什么还不转移地方？原地不动地，直等着特高来破坏？！他说，你们的时间是很富裕的。”

三个老头，原地站着，你看我，我看他，都笑了。谁也没有回答261她。因为他们认为：当时没有撤退转移、坚持着阵地，这个历史的本身，应该是对她历史的、正面的、最好的回答。再说别的，己是多余的了....

尾声——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40年，对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说，犹如白驹过隙，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以来这40年，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1985年，上海、南京的有关党史研究单位，为了回忆、记述那一段历史往事，特约请这些老情报战士团圆欢聚。

这一天，他们像当年约定接头一样，准时地来到了会议室。当这些40年来各处一方、命运各异的老人——他们之中有老相识的，有从未谋面而“久仰大名”的——相见之下，莫不悲喜交集，心心相印。他们已经不是当年出生入死，机智敏捷，时刻活跃在敌人的虎穴狼窟之中的“隐形”战士了。眼前，他们两鬓如丝，雄心依旧，白发皓首，壮志不移；但又毕竟已是七八十岁的老马了。

他们座谈的第一个话题自然是那惊涛骇浪的峥嵘岁月。1938年到1942年这四个年头，正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划时代急剧变化的关键时刻。

特别是1941年底，德国进攻苏联，直指莫斯科城下。这时，日本“北进”还是“南进”，成为世界战争的焦点。全球各主要参战国，263也都集中视线于此。毛泽东主席当时说：“如果日本北进，则中国抗日战争时间会更长，处境要更艰苦。”因此，谁能取得日本“南进”或“北进”的确实情报，关系到两大阵营的生死搏斗的命运。这时，苏联佐尔格的“兰瑞小组”已被日方破坏，侦察日本“南进”或“北进”的确实情报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中共情报工作者的肩上。这一点，上海情报科的全体同志是自觉的。在这个自觉的基础上，中西功同志孤胆深入敌巢，获得了成功。此后，宁沪两地同志在敌人的追捕中坚持阵地的前哨，誓与阵地共存亡，为的是继续听候党的呼唤，在敌人的要害部位发挥别人不能替代的作用。程和生同志为此义无返顾，英勇牺牲；其他同志也坚持到被敌人逮捕为止，这种忘我为革命的精神，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他们无愧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无愧于为世界人民谋幸福的崇高目的。

说到此处，大家悲欢离合的经历，苦辣酸甜的心绪，一齐涌上心头，群情激昂，慷慨高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然而此时，就总体来说，隐蔽斗争已被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所替代。这些老人，依然决心和全国人民一起，活到老，奋斗到老。

他们的第二个话题是，从潘、杨案件受牵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即从50年代到80年代，长达30来年的坎坷境遇；在当时“左”的思想支配下，他们被逮捕、被审讯、被监禁、被劳改，没有被捕的则被无休止的审查，被“内控使用”，在“文革”中，这些人又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幸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全面平反。座谈时大家一致深深感激当时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虽然经历了长达二、三十年左的思想的干扰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但仍有勇气和力量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仍不愧为光明的、正确的、伟大的党”。

平反以后，大家也已到了离休的年龄了。时间不能复返，历史不能重演，

把艰难困苦、流血牺牲留给自己，把和平幸福、荣誉享受留给后人，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本色。他们说，我们的前辈正是抱着这样崇高的信念而昂首挺胸走向敌人的刑场英勇就义的。我们是幸存者，我们应该活到老，贡献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