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这是一篇书评，挽星河四在前一章

收到小陌这篇长评，啊不是，论文的时候，惊讶的心情超过喜悦。追文比较久的小可爱应该都认识这位“帝学博导”，经常在评论区写人物和剧情的分析，我可以说，她是世界上除了我之外最了解《帝台春》的人，很多时候会让我怀疑是不是偷看了我的存稿，转念一想，我没有存稿鸭，这才放下心来（不是）

很多人喜欢宋阅，喜欢他的痴情，喜欢他的才学，喜欢他的性格，而之所以不吝笔墨去塑造这样一个人物，不仅仅是为了让他做和男主争风吃醋的工具人

小陌之前写过序哥和青青的人物分析，写得都很好，受限于当前篇幅，只能泛泛而谈。相比之下，本次解读前夫哥的文章学术性更强，更严肃严谨。我很荣幸小陌能对一篇不入流的小h文进行如此细致的文本分析，参考古今中外各种资料，旁征博引，实在受之有愧

文章原名《相见时难别亦难》，但我觉得既然是论文形式，标题就不应是文学化的表达，于是改了现在这个更为直观的题目

虽然猜到会有很多人看不下去，我还是私心把它列入正文，以此表示我的喜悦和感动

除了小陌，我还要感谢为《帝台春》写分析写长评的“博导组”，感谢每一个喜欢《帝台春》的小可爱

我是小也，希望你天天开心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最严肃的一篇评论，我在写的时候压力很大。无论是宋阅自身处境的复杂性，还是解读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这一哲学文本的困难，抑或是“道德困境”这个沉重而又无比切近的主题，都让我在这篇评论的写作过程中充满负担。但我依然认为这是值得付出的努力，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考虑到本文所涉内容的复杂性，在开始正文之前，我有必要申明：我的所有解读都是出于我个人的理解，而我的个人理解极大受限于我极其有限的智识。若有不当之处，恳请大家谅解，也非常欢迎大家的批评。我将参考书目附在最后，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查阅。

《善的脆弱性》是一部对我影响巨大的着作，作者纳斯鲍姆回归古希腊悲剧与哲学，对“何为好的生活”这一贯穿人类生命与历史的问题作出回应。这里的“善”，指的是“一种可能实现的人类生活的‘欣欣向荣’或者‘幸福’”（刘文瑾2008：75），也就是“动态性地‘过一种对个人来说是好的生活’”（同上）。

在柏拉图处，“好”的生活是一种理性自足的生活。柏拉图推崇完美的理性，贬低感性与身体欲望，认为人只要摒除理性以外的困扰，就能够获得某种确定性，足以掌控自己的生活。

而亚里士多德不同，他尽管也认同理性、沉思与自足生活的重要性，但他同样认可感情、身体欲望、各种珍贵的社会关系对于人构筑美好生活的意义。在亚里士多德处，“好”的生活“实质是社会性的,同外界和他人的关系密切相关”（同上）。人是一种关系性存在，这要求人对于外在的关系、环境保持开放性。爱、友谊、政治、达成目的所需的资源、机遇、手段——这些是所谓的“外在善”，它们对于构建一个丰富的“好”生活而言是无比珍贵、不可或缺的。

不幸的是，这些“外在善”脆弱而易受伤害。

纳斯鲍姆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表明自己的观点：其一，“好”的生活是非常脆弱的，受人类无法控制的“运气”的影响；其二，人还会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如情感——的影响；其叁，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诸价值之争，即构筑一个好的生活的要求可能是彼此冲突的。

人类命运的悲剧性色彩正体现在这无可回避的冲突之中：“人们不能通过或是恪守单一价值，或是即兴发挥，或是逃避情感来抵消运气的影响，因为这些做法只会令生活贫乏肤浅。从而，脆弱有时是人们不得不去背负的重担”（李荣荣2020：25）。但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极具冲突的悲剧性境遇里，身为道德行动者的人所具备实践智慧及其为追寻美好生活而践行伦理的努力迸发出了格外耀眼的光芒。

结合《帝台春》原文来看，宋阅面临的道德困境正是由“冲突中的努力”贯穿始终。楚王君夺臣妻，让宋阅这个温柔敦厚的君子遭逢不幸、进退维谷：一边是他的结发妻子，一边是他必须效忠的君主，一边是他面对的宋老爷子掌家时期“迂腐”、“愚忠”的家族，还有天下人悠悠之口。

楚王的做法无疑是悖德的，也可以想见这对于自幼熟读儒家经典、秉持礼义的宋阅无异于信仰崩塌。他当然是深爱南婉青的，但是残酷之处也正在于此：楚王无德，他却无法抛下这些对自己而言已经坍塌的信念，无法抛下已经内化为他自身一部分的、儒家有关君臣父子的社会规范与家族重任。

“家听于亲而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逆君，元夷之通义也。”他不可能若无其事地继续效忠楚王，但他所成长的环境也不容他造反——他没有想象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即便有，也没有揭竿而起的勇气、魄力、资源和手段。所以，宋阅只能怀着痛苦与对南婉青的愧疚辞官归隐，这也是他在这个道德困境中唯一能够做的微弱反抗。

宋阅之所以现在来求回青青，与他处境的转变密切相关。宋老爷子去世，宋家想重返朝堂。宋家原本远离朝堂是因为宋老爷子效忠前朝、不事二主，但现在宋阅希望求回南婉青并以此为筹码向宇文序表忠，与此同时也带领宋家回归朝堂，因此来自宋家一方对宋阅的阻力小了许多。

全天下人都知道南婉青是被楚王强抢的，而且也知道宇文序封南婉青为宸妃只是让她享妃位俸禄，并非为后宫中人。宋阅敢到宇文序面前要人，一是因为名义上他具有正当性，甚至宇文序若开恩允许青青回到宋阅身边，也能成一段君臣佳话。二是宋阅对宇文序和南婉青之间感情的判断，认为二人只是互相利用。

宇文序所表现出来的宠爱，在熟悉朝堂权力争斗的官员看来未必不知多有表演的成分。只不过宋阅不幸地错过了时机——此时的宇文序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动心，绝不会放手。宋阅的判断失误导致自己身陷囹圄、面临死罪。宋梦真的死很难说与宇文序对他的忌惮没有关系，可以想见宋家的处境也非常不妙。

我力图呈现宋阅道德困境的复杂性，并梳理他在困境中的行为逻辑和可能牵连的对象，但不想用任何的断言、空洞的大词、某种明确的标准来削薄他处境的复杂性，不想化约他所面对的这些实际上难以化解的冲突并给出一个看似简单的解决方法。并非《帝台春》中的其他人物没有面临这样的困境，但是道德困境的悲剧性在宋阅的不幸上得到了格外集中的体现。

在我看来，比起鲁迅先生那句被滥用的对悲剧的评价——“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不如说悲剧的意义便是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暴露人类生活的脆弱性，将复杂而饱含冲突性的生活处境以最彻底的方式抛掷到我们眼前，无处遁形，无可逃避，逼迫我们去思考、去追问、去哀伤、去同情。

纳斯鲍姆借助古希腊悲剧来阐释人类处境恒久的冲突性与“好”生活的脆弱性，在这里选取《安提戈涅》一例来说明。

安提戈涅的两个哥哥在争夺王位的过程中自相残杀而死。这两个哥哥中，一个是合法继承人厄忒俄克勒斯，一个是借兵回来争夺王位的波吕涅刻斯。安提戈涅的舅父克瑞翁继承了王位，安葬了原本的合法继承人厄忒俄克勒斯，宣布借兵夺位的波吕涅刻斯是叛徒并禁止任何人安葬他。

安提戈涅对此感到十分痛苦，因为波吕涅刻斯也是她的哥哥，而根据神律，一个虔敬的人必须安葬其逝去的家人，但她若如此做便触犯了城邦的律法——即国王、安提戈涅的舅父凭王权下的命令。安提戈涅坚信神法高于城邦之法，因此不顾妹妹的劝告、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安葬被定义为城邦叛徒的哥哥。

国王抓到安提戈涅后给她定罪把她关进坟墓，只允许给她少许吃食。安提戈涅哀叹自己的不幸，她问：“我究竟犯了哪一条神律呢……我这不幸的人为什么要仰仗神明？为什么要求神的保佑，既然我这虔敬的行为得到了不虔敬之名？”（《安提戈涅》第45页）。安提戈涅在坟墓里上吊自杀，她的未婚夫（同时也是国王之子）海蒙找父亲理论失败后愤而离开，在坟墓里发现了死去的安提戈涅，悲痛之下也自杀身亡，得知儿子死讯的王后随即自戕，“难以忍受的命运”（《安提戈涅》第56页）落到了国王身上。

在这部悲剧中，每个人的处境都值得细究。

《安提戈涅》的主人公是安提戈涅和国王克瑞翁，两个人在处理冲突性处境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简化不同价值的要求之间存在的深刻冲突，试图用一套单一的价值标准来应对复杂的处境，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一般解读会将二者之间的冲突理解为“神法”与“人法”之间的冲突——这确实也分别代表了克瑞翁和安提戈涅过分化约的价值标准。对于克瑞翁而言，“城邦本身就是善的标准”（纳斯鲍姆2018:87），“城邦利益高于一切”（纳斯鲍姆2018:78），对好坏的评判以城邦利益为衡量标准，“好与坏对克瑞翁来说，就只是被用来形容对城邦利益有利或者有害的人与事”（纳斯鲍姆2018:80）。因此，他只看到波吕涅刻斯的叛贼身份，而忽视了神律和人性对“爱家人”的要求。

而在安提戈涅处，她“也以一种极端的、近乎无情的方式，把世界的价值简单化了，结果也消除了相互冲突的义务和约束”（纳斯鲍姆2018:92）。她将评判标准化约为“对家庭的爱（philia）”（纳斯鲍姆2018:93），“这种爱的本质是不管人的好恶与欲望所求，而要求行动者以为地忠实于爱的承诺”（同上）。因此，“对家族死者的责任是最高的律法和绝对的感情所在。安提戈涅就根据这个简单的、自足的责任体系来建造她的整个生活，以及她对世界的认识”（纳斯鲍姆2018:94），并且即便这个体系内部存在冲突，她也可以依照自己预设的价值等级来做出选择（同上）。但她忽视了她兄长的叛乱给城邦和自己死去的另一个兄弟带来的痛苦，也不去考虑自己触犯城邦法律后可能落到自己头上的死罪——尽管她愿意以这种自我毁灭的方式来坚持对兄长的爱和表现对神的虔敬并坚信这是“光荣的死”（《安提戈涅》第25页）——会给自己的妹妹、未婚夫、所有爱她的人带来怎样的悲恸。而且事实上，安提戈涅后来也意识到她的虔敬也需要城邦的帮助，“她那样无视城邦公民的价值观，因而除非她能够感动他们，否则她自己会死无葬身之地，而且不会有人来继续维护她视之如命的家族宗教”（纳斯鲍姆201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