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两位主人公，其他的人物——安提戈涅的妹妹伊斯墨涅、未婚夫海蒙其实更加令人同情。他们没有过错，却同样在冲突中经受了巨大的苦难。

伊斯墨涅从安提戈涅一开始计划去安葬叛贼哥哥的时候就反复地劝阻她：“……首先，我们得记住我们生来是女人，斗不过男子；其次，我们处在强者的控制下，只好服从这道命令，甚至更严厉的命令。因此我祈求下界鬼神原谅我，既然受压迫，我只好服从当权的人；不量力是不聪明的”（《安提戈涅》第24页），“我并不藐视天条，只是没有力量和城邦对抗”（《安提戈涅第25页》。她对安提戈涅说：“哎呀，不幸的人啊，我真为你担忧！”（同上）“你是热心去做一件寒心的事”（同上）。但在安提戈涅一意孤行的时候，她还是说：“你要去就去吧；你可以相信，你这一去虽是愚蠢，你的亲人却认为你是可爱的”（同上）。在安提戈涅被定罪的时候，她悲痛欲绝地请求与姐姐同死，“没有她和我在一起，我一个人怎样活下去？”（《安提戈涅》第37页）。

而海蒙的悲剧色彩更加浓厚，一边是挚爱的未婚妻，一边是自己的父亲。海蒙在坟墓中看到了自尽的未婚妻，同时作为凶手的亲生父亲又赶到了现场，他拔出短剑却没有刺中父亲——很难说他没有心软——于是他反手把剑插入自己的身体，抱着安提戈涅的尸身死去了。听闻噩耗的王后无法承受丧子之痛，也随之而去。这出悲剧中的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厄运、复杂而难以言说的情感、不对神、对城邦的不同伦理价值的冲突性要求层层迭加而带来的宛如漩涡般的处境。很难说谁正谁邪、谁错谁对——这是没有结果的评判。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力图尽可能多地剖析所呈现的混乱冲突，并尝试感知和理解蔓延在悲剧中的情绪。

在希腊悲剧里呈现的价值与情感冲突所造成的道德困境在《论语》和《孟子》对“亲亲相隐”的讨论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亲亲相隐”出自《论语·子路》，原文如下：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笼统地说，如果说《安提戈涅》呈现的是神法与城邦法律之间的冲突，那么“亲亲相隐”所展示的可以说是对“国法”与“亲情”——或者说“天理”与“人情”之间冲突。

朱熹注曰：“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四书章句集注》第147页）。朱熹认为“父子相隐”是“天理人情之至”，天理和人情在这件事情上达成了“共识”，因此不需要刻意地去追求“直”，而“直”正体现在“父子相隐”之中。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说“父子相隐”本身就是“直”，而是说“父子相隐”能够体现“直”。邢昺注云：“子苟有过，父为隐之，则慈也；父苟有过，子为隐之，则孝也。孝慈则忠，忠则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论语注疏》，《十叁经注疏》，第2507页）。“父为子隐”是“慈”的表现，而“子为父隐”则是“孝”的表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孝、慈兼具，所以有“忠”，而有“忠”则有“直”，因此说“父子相隐”能够体现“直”。

《孟子·尽心上》延续了亲亲相隐的讨论。桃应与孟子在对话中假设了一种极端情况作为思想实验：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舜为国君，皋陶为公正之士，瞽瞍是舜的父亲。朱熹云：“‘顺理为直。父不为子隐，子不为父隐，于礼顺耶？瞽叟杀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当是时，爱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哉？’”朱熹认为，父亲有罪，身为人子，第一反应永远都是维护父亲，而无暇计较“直不直”的问题。吴可堂有言：“当是时，父子之情胜，而直不直固有所不知也。”（《论语集释》第1065页）这正如孟子所言的“恻隐之心”一般，是本能的、未经理性思考且纯粹发端于人情的反应。舜的父亲杀了人，犯下的是远比“攘羊”严重的罪过，而且瞽瞍从未善待过舜。即便如此，舜也选择了为父隐恶，但他也不可以负天下，于是他选择放弃天下，背着父亲远走海滨，离开故国，求得安身之地。

这个思想实验其实是很有趣地呈现了儒家面对可以称得上“道德困境”的状况时是如何考虑问题的，与《安提戈涅》形成了对照。

纳斯鲍姆指出：“《安提戈涅》是一部关于实践理性的悲剧，它表现了实践理性如何安排或看待这个世界”（2018:74）。人们在复杂情形中如何质疑过去所接受的“貌似确定无疑的真理”（同上），逐渐变得茫然与犹疑，“‘我不知道我应该在何处寻求，我不知道我应该依靠哪种方式’，并最终转向这一建议：小心谨慎的智慧只能慢慢地学”（纳斯鲍姆2018:75）。

相比之下，孔孟对“天理人情”相冲突的道德困境直接提出了具体的实践建议：即“亲亲相隐”，抑或是“窃负而逃”。“中国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解释，不是一种理论性的解释，而是一种实践性的解释，也就是说，帝制时代的儒生解经，并不只是为了学习一种客观知识，而是为了寻求生命意义，寻找生活普遍规则的源头，追问生命存在和社会、政治规范的正当性”（陈壁生2010:39）。但这样一种建议的解决方式充满了无奈的自我安慰：身处存在激烈的价值冲突困境的人不得不选择隐瞒甚至逃遁，回避是必然要求。

无论是宋阅、《安提戈涅》还是“亲亲相隐”，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我们借助文学与思想实验的达成的体会和领悟，但显然道德困境并不是与我们的日常毫无关系——总有人就日日生活于这样的挣扎当中。

这当然与我们的时代相关。如韦伯所言，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祛魅的、日渐理性化和理智化的世界。这个时代的命运，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韦伯2018:38）。然而，科学并不提供意义，“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韦伯2018:22）。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寻求意义与价值成为了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事情，现代是“诸神之争”的时代——这里的“神”指的便是诸种价值。

价值的个人化与相应的多元化带来了愈发频现的价值冲突。“我们的价值体系越丰富，越不可能在其中找到和谐统一。我们越是在我们的世界中乐于接纳各种不同的价值，我们就越有可能与神灵冲突。”（纳斯鲍姆2018:111）。

人们总是不得不在各种价值中做出选择，不得不处理对于个人美好生活而言都十分重要的价值所提出的彼此冲突的要求。这种处理要求审慎的实践智慧，思考“当‘坏运气’给生命带来无常影响时，人们如何在各不相同的生活处境里辨识、追求值得过的生活”（李荣荣2020：24）。

我不想否认这种极具冲突性的道德困境给人造成的痛苦，但我同样珍视这种冲突所能赋予人类生活的丰富层次和张力中迸发出的可能性，正如纳斯鲍姆所言：“没有冲突的人类生活，比起充满了冲突可能性的人类生活来讲，无论在价值和美感上都要逊色得多；每个主张价值的一部分都是来自一种特殊的分离性和独特性，而后者会被和谐化所掩盖。”（2018:119）。这些不同的善具有不可还原性，承认这种不可还原性对于感知人类生命厚度与层次和理解实践智慧是必要的。

看《帝台春》看到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小也在努力呈现一种政治与社会现实主义，以力求真实的历史语境、社会文化话语、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内在张力驱动剧情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物各有不同的面向，在具体的情境中有自己的行为逻辑。

我一直觉得，如果在看《帝台春》的时候只看到平面化的人设、某些剧情片段，甚至有时候无法克制自己的心理投射、抱着强烈预期来看待这部作品，而不是试着去感受小也创造的这个自有混沌的世界、不去关注小也尝试探讨的那些对于我们的生活和生命而言都颇具意义的主题，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这篇长评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些想法，随着《帝台春》的剧情行进不断被触发、融合、成型，终于找到机会写了下来。虽然我的文字结束于此，但这不意味着这篇长评就此完成。正如“好”的生活是具有开放性的一样，文本也应当是有开放性的。这篇文章只是我以“冲突性道德困境”为核心组织结合材料组织而成的一篇文章，若选取不同的主题或采取另一种则很有可能提供迥异但同样精彩的解读。这种永远在过程中的、不断生发和涌现的解读生命力，也正是《帝台春》的优秀之处。

非常感谢愿意看完这篇枯燥评论的大家！

参考书目：

[1]李荣荣.(2020).关于道德自我的“第一人称”叙述——从马丁利近着看人类学道德研究的一种思路.社会学评论(04),20-31.

[2]刘文瑾.(2008).从诗与哲学的古老论争看诗的哲学——《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中的运气与伦理》述评.哲学动态(12),75-79.

[3][美]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修订版），徐向东、陆萌译，徐向东、陈玮修订，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

[4][古希腊]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出自罗念生全集第叁卷《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第19-68页，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5][德]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出自《学术与政治》第1-40页，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6]陈壁生：《经学、制度与生活——lt;论语gt;“父子相隐”章疏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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