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炳国喝着豆浆，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像是什么东西憋在那儿想不出来，过了会儿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冒着。

“40岁到45岁之间……”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已婚，且社会熟练度高……”

“身材较好，没有40岁男人普遍的发福……”

这是新的心理画像，和最初的那份已经天壤之别，周炳国的分析是有依据的，若干年来，凶手早就改头换面了。“我还觉得你们已经碰到过他了。”周炳国顺着先前的分析，突然又冒出来一句。

周炳国用不经意的口气说着，可闫磊还是突然一下子语塞，没回答，低下头继续吃着早饭。看他的表情，这句话是戳到他的痛处了。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是否就这个问题探讨过？

即使没有，我估计他们也猜得到。沉默已证明他听懂了周炳国的意思，是啊，比起冯天天遇害，更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是凶手的身份。

半年前我们来到j市，而且“媒体事故”已让大伙儿都知道了，我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调查当年的悬案。半年之后，凶手在沉寂了6年之后，再度出手，而对象选择了专案组的成员，这意味什么，已经一目了然。

这是否再一次证明，黄玉芬案和当年的大悬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周炳国又说了一个让人沮丧又不可否认的事实。闫磊抬头点了一根烟，然后看看我，又看看周炳国，表情有点儿尴尬。周炳国的话是说很有可能警方跟十几年来一直被追捕着的嫌疑犯擦肩而过了。不仅激怒了他，而且让他有机会知道冯天天也是专案组里的人。

但究竟是在查黄玉芬案时出了问题，还是在查男性病专科医院时出了问题呢？这就很难确认。如果两者之间果真有着某种奇妙的联系，那么完全有可能在追查李舒然时遇到凶手。

无论哪一部分，都是规模浩大的工程，而且这一猜测一旦成立，那就意味着，前期的工作等于白做，网撒了，可没捞着鱼。

“要不用笨办法，把原来查过的人重新组织起来，查一下指纹。”我这话刚说出口，就意识到，这话说出来也挺笨的。龙舟赛马上就要开始，时间根本来不及。

闫磊抬起头来，看了看我，显然被我这句话触动了。我马上意识到这话不妥，这话相当于又否定了他们的工作，我的言外之意，仿佛不是因为我们提供的侦查方向出了问题，而是他们办案不力。

其实这并不是我的本意，闫磊脸上露出了不服，他以其中一条线为例：“j市总共就一家男性病专科医院，两家综合性医院设有此类的门诊，说实话，被怀疑的对象总数还没有到海量的地步……”

“嗯，可能问题出在别的地方。”我点了点头，赶紧打断他。

“就怕是有遗漏。”周炳国也嗅到了空气中尴尬的气氛，自言自语似地说出了这句话。

闫磊眉头皱得更深了：“2001年之前总共就三个正规医院能看阳痿，j市共几十万人口，难道全是有病的，需要这样的诊所遍地开花不成？”

我没有说话，不过心倒是一抽，立即明白了周炳国的意思：“有没有黑诊所？”我顺着周炳国的话说下去。闫磊愣了愣，想必这是他们排查的时候，没有考虑进去的地方。

“我不是这个意思，”周炳国打断了我，“凶手将死者的尸体肢解，然后带回去很多器官组织和人皮，我们还是得从这个方向上去想，他带回去的目的是什么？”

“留作纪念，满足幻想。”我又把书上的理论搬了出来，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

“这只是精神层面上的，”周炳国继续说道，“仅仅因为这个需求，头发、耳朵，或者其他的‘小部件’，更适合‘保存’，而且从肢解尸体的细节来看，他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很随意地割去不同受害者完全不同的身体部分，乳房、背部的表皮，或者更加隐秘的地方。”

“难道他准备拼凑起一个人不成？”闫磊皱起眉头问道，“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立马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那应该一截截地往家带才对，现在被割下的部分，又显得太少了。”

“但如果有其他东西辅助的话，也许就不一样了。”周炳国往远处看着，然后把视线又拉了回来，落在我和闫磊的身上，“你觉得他会用什么东西来辅助这些器官，拼一个人出来？”

我立马猜到了答案，和闫磊几乎是异口同声叫出来的：“充气娃娃。”

我不知道闫磊是怎么想的，反正这个答案脱口而出的一瞬间，我差点儿没恶心得吐出来。我知道这个变态凶手是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疗自己的性无能了，他利用成人用的充气娃娃，然后在关键部位替换成女人的组织器官，以此激发自己的性本能。

如果这个设想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显然男性病专科医院的调查方向，果然是出了错，从一开始，凶手有治愈疾病的需求，但从没想过去医院，而是在家，利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治疗，那么就应该把侦查对象放在那些出售成人用品的商店里。

如果说这案子发生在近几年，几乎很难查出个所以然了。现在这样的店到处都是，更别说从网上邮购的那些，但如果从凶手恢复性功能、开始有强奸行为的2001年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和排查医院患者资料一样，只要查2001年之前的，问题就容易得多。

那个时候，成人用品商店还不是普遍的玩意儿，去工商所问问，还是完全有可能查出眉目来的。“但是等等――”闫磊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您刚刚不是说我们已经遇见过他了吗？如果我们先期的调查方向错误了，他应该从未接触过我们专案组才对啊，怎么能把冯天天锁定为作案对象呢？”

周炳国自己也被绕了进去，是啊，难道充气娃娃这条线，还能再和闫磊以前查的某些线索捻合起来？“也未必，”过了一会儿，周炳国突然兴奋起来，“冯天天只是内勤人员，根本不出现场，走访工作更谈不上了，是吧？”他问闫磊。

闫磊边思考，边点点头。

“所以未必是你们在调查案子的时候遇到过凶手，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我们应该从冯天天的身边开始查起，在此案的调查过程中，凶手一定是能够接触到冯天天，又不会引起怀疑的人――最近半年，关于此案的工作，她都做过些什么？”

闫磊低头想了一会儿，猛然抬头说了句让我们都没有意料到的话。“记者，这半年来，大部分新闻文稿都是她起草的，很多记者都跟她接触过。”闫磊咂着嘴说道，“黄玉芬案发后，就是冯天天一直进行媒体联络和舆论控制的，许多警方传出去的信息都是经由她手。”

闫磊说完之后，脸上马上就露出狐疑。

凶手是个记者？显然和最初的想象有出入，凶手如果是个菜场杀猪的屠夫，或者医院里的运尸工，倒还在接受范围之内，但要说文质彬彬、戴着眼镜的记者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来，是有些不太可能。

“我倒不这么看，罪犯作案的残忍程度和职业没什么关系，而且变态和精神错乱是两个概念，事实上他们往往比正常人还正常，比正常人还能隐藏自己。更何况其他人员如果都排查过的话，那么是时候从我们不曾意料到的人群中入手了，”周炳国顿了顿，眼神发亮，“有句话怎么讲来着，所有的因素都排除了，那么剩下的即使再不合理，也只能是真相了。”他掏出一根烟来点上，“说起记者，我倒突然想起个事儿来。”

“什么？”

“我们一直不是很清楚凶手当年为什么要把受害人受害过程拍成照片的动机，是不是？”

一阵沉默，我和闫磊喝着碗里的稀饭，周炳国也不解释，等着我们自己去悟透其中的道理。过了一会儿，我率先明白过来了。“他在制造新闻事件？”我尝试问道。

但不对，我接着想，制造新闻事件理应公布出来才对，为什么要和受害人尸体放在一起呢？

周炳国还是没有回答，估计他也在琢磨其中的逻辑。又过了一会儿，闫磊开口了：“不管了，先查了再说。只是，接下来怎么办？”

“交叉比对，”周炳国建议着侦查方向，“从这半年来接触过冯天天的记者入手，从成人用品商店入手，然后看看两者之间有没有交集。”

“这都没问题，”闫磊想了想回答道，“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儿。”

“但要注意一点，对于记者，最好最有效的办法自然是提取他们的指纹，直接进行比对，但我并不建议明着来，因为一旦中间出现啥差错，太容易打草惊蛇了。”周炳国说出自己的顾虑，“所以――咱们得想个法子。”

按照周炳国的想法，这是个计谋，管不管用还不知道，但怎么着都得试试。不过“媒体事故”刚刚过去不久，人人自危，都害怕担责任，我们可以发挥的余地很小。

周炳国的意思，咱们干脆再开一个官方性质的媒体通气会，把那帮记者招拢过来。但说说容易，做起来还是有点儿难度的。问题是会上说什么？有关冯天天死亡的信息？这案子还没破，就兴师动众地向外公布不合常理。讨论下来，还是只能从让记者协助调查的路子上走。

最终决定，我们分头行动，闫磊继续走访查案，查成人用品店，我和周炳国回局里，同负责此事的更高级的官员谈谈。负责此案的副局长坐在椅子上一边喝着茶，一边听我们分析，他觉得可以赌一赌，但要注意分寸，既不影响破案，又能达到效果。为了不必要的麻烦，商量下来，这事只有我、周炳国和闫磊知道，就连负责媒体通气会的张凡双也不知晓内情。

周炳国觉得核心点仍在于指纹，先发函给先期和警方接触过的记者，说明案情有重大突破。那些记者来了之后，把现场的勘察报告交代一下，着重强调我们已经获取嫌疑人指纹的事实。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通气会的中间要有一个中场休息，在会议室的边上放上茶杯，记者们喝水的时候，就会在茶杯上留有指纹，可以对比了。

中午，刚刚从外面赶回来的闫磊显得很疲惫，他坐下来点上烟，然后交代一下上午的进展。果然不出所料，工商所登记的，在2001年前卖成人用品的商家共有5家，闫磊拿到了这些店主的一手资料，只要接着花点儿时间去逐一走访就行了。

他走到净水机边，为自己泡了一杯茶，听完周炳国的法子，有些不以为然：“那还不如直接摁手印，况且你能保证每个人都会去拿茶杯喝水？再说如果对应起来，难道每个杯子上还写上名字？”

“喝水不是重点。”周炳国看了眼闫磊，然后解释道。

闫磊愣了。

“不喝水才是重点。”周炳国补充道。

闫磊眨巴了会儿眼，反应过来，周炳国的意思是说，在明知道警方已经掌握指纹的情况下，为了不露出线索，凶手是不会碰茶杯的。也就是说，届时我们只要盯牢那些行为奇怪，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留下蛛丝马迹的人就可以了。范围将会被大大缩小。

趁着他们准备活动，我帮不上什么忙，周炳国让我先回招待所休息会儿，好集中精力对付傍晚的通气会，我自然是摩拳擦掌，心想着如果真能就此破获多年未决的大悬案，这可就神了。

偏偏事情就在此时出现了转折。

我回到房间，洗完澡之后重新回到卧室，总觉得房间里有些变化，就像有人趁我洗澡的当口进来过。我四周看了看，又看不出个所以然，就躺到床上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着地方新闻，我一边转台，一边在想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猛然间我一下坐起来，房间里多了一样东西，我看向门口，有人从门缝里给我塞进来一封信。

我走过去打开来看，上面写着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不要相信任何人！

我打开门时，门外早已空无一人。

和媒体打交道一直是张凡双的强项，说办就办，她在这点上还是很专业的。尽管她不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但新闻通气会这样的小活动，她还是得心应手的。主要的传递信息很快被提炼出来了，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该怎么说，她都有细致有效的安排。局里宣传科的老李担任主持人，包括会议用的会议室和背景板，短时间内就被布置起来。

我被那封信弄得心神不宁，大伙儿都在忙，我一直找不到机会跟周炳国沟通。下午5点，接到通知的记者陆续赶到现场。

看得出来他们对这个案子还是很关心的，总共发出去38封邀请函，到了37个，那个在郊区实在赶不回来。37个人当中，有11个是女性，可以排除，剩下的26人中，有11个35岁以下，也可以排除，只剩下15人。

所有的记者被安排在六七十平方米的小会议室里，不算太大。这也是周炳国要求的，他要把所有人都控制在视野范围之内。

“着重注意那些牙齿较白、肌肉匀称的。”周炳国补充道。

5点45分，会议准时开始。主席台上坐着老李和张凡双，我、闫磊和周炳国站在四周。老李一开始讲述案情，所有人都拿出纸笔“沙沙”写着稿子。我们分散在角落里，观察他们在做些什么。

说实话周炳国的点子并不出新，而且点子本身并不能让嫌疑人自己走出来，这其中得用到心理学意义上的一门技术――非语言行为的判别，通俗一点说，就是通过行为去捕捉对方心里的蛛丝马迹。观察这些人在特定环境中细小的行为差别，并且判断他就是嫌疑人，确实有很大的难度。老李在台上讲，底下的人大都没太大区别。坐着，膝盖上放着纸，时而看看台上，时而埋头写字。

20分钟之后，我发现第一排最左侧的那个中年人有些不同。

首先让我注意到的是他的右手手背，包了一块纱布，证明这个男人刚受伤不久。按照周炳国的说法，这个看上去40岁左右的男人，并没有发胖，起码一眼就会让人觉得